军旅话剧：在表现崇高中定位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时空)
专栏：

　　军旅话剧：
在表现崇高中定位
范咏戈
由于军旅戏剧面对的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军人，它必须担负对观众进行诸如坚忍、耐苦、勇敢、守法等的教育。而崇高则能够强烈地激发人们的战斗热情和伦理态度。１９９４年，军队戏剧在前几年以《天边有一簇圣火》为代表的一批佳作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以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甘巴拉》、《徐洪刚》为代表，推出了若干个表现崇高的“新族类”，从而使军旅戏剧进一步实现了在表现崇高中定位。
正如攀登过甘巴拉的人们回来常说的，能在那里活下来的人就是英雄。凡是在那里服满役离队的官兵都应该给记功。更何况那些终年战斗在这座“不可逾越的山”上的官兵们！年轻的生命在这里做着“甘巴拉式”的牺牲：精神的牺牲和生命体能的牺牲。他们过着远非常人意义上的生活，于是他们的性格变得粗犷了。当《甘巴拉》以粗粝的形态展现当代年轻士兵们的风采时，你会相信这不是一出歌颂典型的假面戏，而是真实的生活戏。
编导的美学追求值得肯定：写军人的戏要写出崇高，而崇高美往往独钟于生活的粗粝形态。“甘巴拉”在舞台上是生命禁区，阴风怒号，军情紧急，国旗壮威……总之是昂扬悲壮的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老“甘巴拉”连长刘方年、志愿兵肖剑尘、战士司马春秋大都是具有“粗粝美”的人物。尽管他们的脾气有些暴躁，甚至怪戾，但夜宿时抢着睡门边，乘车抢着上敞篷，紧急时刻抢在前。他们无愧是铁铮铮的汉子。
还必须为空政话剧团说几句。《甘巴拉》这样一出高扬主旋律、为部队服务的戏，既不赚钱也不会使演员大红大紫，却集中了该团的一批优秀演员，如杨树泉、吴京安、温玉娟、唐静等。甘巴拉人没有用金钱计算生命，空政话剧团的同志们也没有用金钱计算对话剧舞台的“奉献”。这是“甘巴拉”的风格，也是空政话剧团的风格。
徐洪刚勇斗歹徒的英雄壮举是一曲时代的强音。剧作家们“直接进攻生活的致命要害”（阿·托尔斯泰语），以最短的时间，十二易其稿完成了《徐洪刚》的创作。徐洪刚的英雄行为是个瞬发事件，怎么围绕这一中心事件组织起一出戏来，应该说有相当的难度。剧作者在对纷呈万端的生活素材进行了筛选后，以三部分戏来支撑：一是英雄壮举。二是心理戏。徐洪刚负伤昏迷后，梦幻中想到自己要超假，借以表现英雄的责任感。三是英雄回连队以后的戏。徐洪刚成为英雄后，仍以普通一兵自居，拒绝超出士兵的照顾，躲避鲜花和荣誉。三部分戏很好地体现出主题的光点：表现平凡中的伟大，表现军民关系，表现徐洪刚在英雄行为之后更是英雄。通过以上对戏的安排和对主题的开掘，整出戏便立住了。观众从一个瞬发事件中看到了一个浑厚大写的当代英雄的形象。
在这批表现崇高的军戏“新族类”中，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无场次话剧《结伴同行》也是值得一提的。这部戏中，艺术家们同样也以讴歌军人的献身精神为主调。编导们努力用未经过滤的人物引动观众的认同，用人物的“笑谈”沉重引发观众的唏嘘，在舞台上树立起“军旅奉献戏”的文化新景观。与《结伴同行》相映成趣的是空政话剧团的《大漠魂》。《大漠魂》能够处理好军人奉献这一题材，关键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戏剧状态由悲切到崇高的转化。奉献于大漠的军中知识分子石磊正为未婚妻“吹灯”苦恼，战友们假戏真做，将总工郝一凡从国外归来的女儿沙沙“抬”来权充“新娘”，苦中作乐的这一场戏令人感受到淳朴与壮美的震撼。郝总为给石磊送资料，在沙漠中迷失，面临灭顶，一场大写意的戏让他与逝去的爱妻欧阳相会，生者与死者同在大漠晓月下散步，诗意盎然，心理独白有力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古代兵俑、烽火台与现代军人对话，这种打破时空、沟通今古的处理极大地丰富拓展了“军魂”的内涵。可以说，《大漠魂》是一出关于崇高、关于军魂、关于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戏。
军旅话剧始终将崇高美作为自己坚持不懈的美学追求，借以增强军旅话剧特有的艺术魅力，它应当成为正在建设中的军旅戏剧舞台文化的基石。这是不应有任何动摇的。但是，表现崇高应当避免“高处不胜寒”。因此，军旅话剧表现崇高，要充分考虑９０年代观众的变化，尽可能赋予崇高以平易的舞台形式，应到最接近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寻找和表现崇高，尽可能在舞台上创造观众与崇高平等对话的机会，让人们能近距离地感受崇高。军旅话剧只有在表现崇高中定位后，方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作者单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