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刻不容缓——农民负担检查采访手记（下）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减负，刻不容缓
——农民负担检查采访手记（下）
本报记者王慧敏
负担过重，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困难
我们所采访的两个县，一个经济发展在全省居中上游，１９９５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４８６．２元。另一个居下游，１９９５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９２０元。如果扣除３５％的实物形态（粮、菜、柴草），前一个县农民实际支配的现金为９６６元，后一个县农民实际支配的现金尚不足６００元。据有关部门测算，在当前物价指数下，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消费是每人每年７００元。也就是说，前一个县群众刚刚解决温饱，后一个县温饱还难以为继。
负担过重，已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在后一个县，８０％的群众至今仍住在草房中。当地民谣“泥巴桌，泥巴凳，除了泥巴没家当，一根草绳晾衣裳”是群众生活的写照。我们到达某村时，村民正在吃午饭，记者揭开一户的锅盖看了看，锅里是萝卜条、红薯干和玉米面的混合物。户主很好客，热情地说：“你们吃饭了吗？没吃的话再放一把红薯干。”在这个村里，很少看到群众吃细粮。一位姓黄的青年妇女告诉记者，因为没钱，去年她家的责任田里没上过化肥。
减轻农民负担，刻不容缓。它不仅关系着党的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着小康目标能否实现，也关系着农民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直接投入。
减负，首先必须纠正认识上的偏差
今年年初，某乡强行向农民集资修路。我们问乡长动机，乡长说“我想为群众办点实事。再说我在这个乡当了一年多乡长了，也该出点政绩了。”言外之意，因为要出“政绩”，办“实事”，所以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
将出政绩与减轻农民负担对立起来的认识，在干部中很有代表性。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凡有这种认识的同志，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往往不能正确对待，甚至阳奉阴违。在某县检查时，村民告诉我们，村干部事先已挨家挨户通知过，对检查组的询问，必须按统一口径回答。干部有“干实事”的想法，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办实事必须和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结合起来。超过了这种能力，很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减负，必须尽快提高干部的素质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三乱”出台，与上级有些部门乱出政策有关，也与该地干部的素质有一定的关系。问起“约法三章”的内容，提留５％资金的性质及依法报批的程序等，很多干部答不上来。一些恶性案件的发生，也与一些乡村干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简单有关。在某村，一位６０多岁的农民告诉我们，前些时候村里集资修路，单就修路这件事来说，是件好事，干部只要向农民解释清楚，群众是会理解的，可开会时干部不是耐心细致地讲道理而是威胁恐吓，说如果不交钱将如何如何，群众一听火了……因此，加强对干部政策法规、工作方法教育是当务之急。
减负，必须进一步健全落实法规制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必须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一切法规制度。
现在，这方面的法规还不完备。譬如，加重了农民负担该如何处罚，部门利益侵犯了农民利益该如何惩治，等等，都没有相应的规定。
此外，已有的制度，我们落实得也还远远不够。譬如预决算制度、负担卡制度、专项审计制度、民主理财制度等，对减轻农民负担起着关键的作用，可在很多地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所以，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不仅要“加法减法一起做，增收减负两手抓”，还要在健全法规、落实制度上狠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