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家园与寻找突破——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河南作家群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坚守家园与寻找突破
——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河南作家群
雷达
把河南小说家群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困难的，因为各个时段的重心不同，各个作家的题材领域、风格倾向也不同。但是，河南的小说家们却又具有比较鲜明的共性和整体性。这支队伍实力雄厚，阵容较强，作品扎实饱满，它的一些重要作家在看取生活的眼光上确有某种相近相似之处，于是形成了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浓厚的历史感为基调的、以现实主义乃至开放的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以擅长塑造厚实的人物形象和发掘农民深邃的精神世界为特色的中原作家群体。它虽然不打什么旗号，也不以某某流派标举，但地域烙印和文化气韵上的同一性倒也确实存在着，就好比沉郁顿挫、如泣如诉的河南梆子，那种文化韵味真是难以言传。在新时期文学的整个过程中，这个群体虽有变化起伏，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与此同时，它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某些局限性也在近年来渐渐显现出来。所以，这个群体的人文精神、文化立场、创作方法，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值得讨论的。
我认为，河南作家群在新时期大约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初，它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要方法，继承和发扬了１７年文学精神中积极的方面，以强烈的政治意识正视历史和现实，或打破禁区，批判极左，讴歌农民英雄和脊梁式的人物，或描写经济改革和新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新觉醒；８０年代中期，它转入了文化启蒙和文化反思阶段，以表现文化失范下人们的困惑、矛盾、追求为主要内容，重新审视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大冲突中民族灵魂的蜕变；９０年代以来，这个作家群体变得多样而难以把握，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大趋势下，作家们执拗的乡土情结和密切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基本立足点虽没有变，不少人却在改弦更张，或力图引入城乡二元视角，或加强形而上的思考和精神性的追求，或在更大的历史时空和更眼花缭乱的价值选择中思索人生，像张宇、田中禾、李佩甫等人的长篇小说和影视剧本《颍河故事》、《黑槐树》等等所做的那样。另一些作家，如杨东明、郑彦英正在发现和把握新型的城市感觉和市民意识，而像二月河这样的作家，则在传统题材中注入了新的历史意味和新型的世俗化审美情趣，所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获得成功并非偶然。这个群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多元、无序、多方位探索的局面。
把河南作家群放到整个文学格局中观察，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他们对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入探索。这种探索自然不限于河南作家，但这个群体对此似更具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首先提到李准和他的《黄河东流去》了。李准自言，他写这本书就是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伟力，表现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内在活力，同时写凝固与保守，变与不变。《黄河东流去》之所以气势磅礴，显示出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深度，恐怕与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与农业文化的典型中原文化，这些地域因素和历史积淀不可分开。李准虽已离开了河南，人在北京，但就精神、气质而言，河南作家群与他实在是一脉相承。张一弓发扬着这一思路，不断以大构思和较大气魄抒写农民在不同阶段的命运变迁，如《赵镢头的遗嘱》、《张铁匠的罗曼史》、《寻找流星失去的轨迹》诸作，都很有分量。张一弓的创作是典型的８０年代初期的审美风尚，冲突强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且善于将对立的审美因素统一，非常注重政治和政策与生活的关系。循着这一思路发展，又有李佩甫的长篇《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金屋》等。
正是这种对农民命运的密切关注，使一些作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勇于开拓的胆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曾震动文坛，它描写了一个集“罪犯”与英雄于一身的、敢于为民请命的殉道者，被认为开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悲剧之先河。乔典运是位政治文化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他的作品里有荒诞、冷幽默和批判锋芒，他由批极左转入对农民性的深思，其《村魂》、《满票》、《无字碑》、《问天》等作，发人深省。同样由于坚持了从生活出发，田中禾的《五月》一下子逼近了生存状态，打破了当时写农村的“政策——觉醒”模式。还有张宇《活鬼》里的侯七、杨东明《孤独的马克辛》中的马克辛，都是超前意识下从生活中发掘的新形象。
八九十年代之交，许多作家转向在文化失范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对精神价值的思考。如果说一些河南作家显示出明显优势，那就是在直面现实和不放弃生活化的基础上，展开精神探索。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切入时代内部，写一民间艺人世家两代人的冲突，其中人性的善恶，两代人的隔膜，性爱的异变，金钱对道德感的瓦解，作人准则的紊乱织成一幅文化失衡的生动图景，注重在动态中写境遇。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对一个农村干部提出了我是谁，在哪里，去哪里的哲学问题，确乎新鲜，但它决不是外贴上去的标签，而是在官与民、人与乡土的关系中，思考着现实中的失魂、断根、精神漂泊等现代性问题，比起某些抽象的寻根之作，它来得更为踏实。
对许多河南作家来说，乡土情结是根本的，刻骨铭心的，正是这种如同生命般须臾不可离的乡土情结，使他们多年来紧紧贴伏在大地上，不脱离生活，有诉说不尽的故事。不过，这种乡土情结既是优势，又可能成为负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本位已遮蔽了创作视野，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他们表现出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见情绪。作家当然有坚守自己文化立场的权利，可是，当这种坚守变成一种藩篱时，就不能不极大地限制概括时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虽然近年来，一些作家如张宇、李佩甫、田中禾等人，在创作手法上作了大量调整，但我认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并未取得真正的城市感觉，城市的存在还未能成为他们艺术世界的一种力量。一个作家可以终生描写农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带来的全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就会故步自封。
在市场经济、城市化、价值选择多样的大背景下，河南作家群面临着调整，原先的一些主题消失了，原先的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也变化了，怎样寻求新的契机、舞台、活力，已成为迫切问题。其实，这问题不但河南有，陕西、山东、山西的作家同样有，甚至全国的作家都有。我总感到，曾以农村题材创作为重镇的当代文学，到了今天已面临重心转移的大趋势，这是生活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走向现实，把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结合起来，既守住道德理想，人文精神，又大力开拓民族灵魂的重铸之路，就成为我们文学最重大的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