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珍贵的友谊——回忆在新疆与包尔汉同志相处的日子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的岁月珍贵的友谊
——回忆在新疆与包尔汉同志相处的日子
邓力群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４０周年的庆典日子。在这喜庆的时刻，我不禁回忆起４０多年前，为了新疆和平解放，与包尔汉同志在新疆相处的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岁月。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４日，我受中共中央派遣，取道莫斯科到达新疆伊犁。当时我的任务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同三区领导人、国民党驻新疆军政当局、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等方面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各种意见，为中央决策提供根据与参考。
我到伊犁后开初一段时间，先与三区领导人接触，送走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阿合买提江等人。约在８月下旬我军解放兰州后，赛福鼎·艾则孜同志告诉我：新疆省政府包尔汉派人到玛纳斯前线，想与阿合买提江联络，来人带有包尔汉的一封亲笔信，表示要与三区领导人进行重要谈判。从当时的情报看出，包尔汉想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努力，并希望取得三区领导人的支持。我还从各个途径获悉，包尔汉同志是新疆省政府里面左派中心人物，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人关系密切。我军解放兰州对迪化影响很大，右派着急，左派高兴。左派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后，在迪化到处散发。这些情况说明，新疆问题的解决到时候了。
９月１０日前后，从迪化来了一位苏联领事馆副领事。他向我介绍迪化方面情况并提出建议说：“包尔汉不仅是新疆政局的中心人物之一，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分子，在新疆各民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自他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后已做了大量工作，从政府中清除反动分子，扶持进步势力。他渴望和平解放新疆，欢迎解放军进疆，目前希望早日得到中共中央直接指示。他们听说中共中央已派人到了伊犁，因此希望能尽快与你们联系。现在看来条件已经成熟，你是否亲自到迪化，与他们接触？”为此，我发电请示中央，中央很快批准我到迪化。
当时，中央对新疆和平解放十分关注。９月２日，毛主席、周总理找张治中将军谈话，希望他能为新疆和平解放做些工作，张治中很高兴地答应了。为此，他发了一封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我便带着这封电报于９月１５日飞抵迪化。
当我到达迪化时，有三件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第一是作为当时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会亲自到机场来接我；第二是他让我与他同乘一辆汽车，并亲切地以“同志”称呼我；第三是他会安排我住在他的家里，把他的家作为我和报务员居住、工作的场所。后来从他家庭院内外的严密保卫状况看，我明白他主要是从我们的安全考虑作出这一安排的。当时的环境相当险恶，国民党新疆驻军的态度尚不完全明朗，尤其是军中还有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在企图进行最后的挣扎，甚至企图暗杀包尔汉及其他一些进步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包尔汉敢于让我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联络员住在他的家中，那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的。
包尔汉对党中央有关新疆和平起义的决策极为赞同。在９月１９日，他就让我给毛主席发过一个电报。电报全文如下：“毛主席：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钧座所领导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察。包尔汉申皓叩。”电报上还曾附了一首汉文诗，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了。
通过多次交谈，我同包尔汉在新疆和平起义的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接着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做好争取陶峙岳的工作。我找陶峙岳谈话，向他转交了张治中将军的电报。陶峙岳当时也知道，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在国共和谈破裂后，没有回南京，留在北京了。当他看到中共中央重视张治中，重视张治中在新疆的作用，心头的疑虑便消除了。看来，毛主席让张治中发的电报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争取陶峙岳将军起义的问题上，一开始陶峙岳对我讲：胡宗南还有几个月的军饷未送来。只要军饷一到，他们马上宣布起义。当时胡宗南在陕西还有一个军的部队，陶峙岳部下的顽固分子还对胡宗南抱有幻想。但不久，胡宗南的这支部队被我西北解放军消灭了。顽固分子马呈祥、叶成、罗恕认为没有希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包尔汉便与陶峙岳紧密合作，出了一大笔收买费，终于使马、叶、罗同意交出兵权，尽快离开新疆出境，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扫除了最后障碍。陶峙岳将军９月２５日先发通电宣布了起义。２６日，包尔汉紧接着发出了起义的通电。
解放军进驻新疆后，包尔汉同志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新疆问题听中央的。他与彭德怀同志、王震同志的关系很协调。在剿匪、屯垦等问题上，包尔汉同志都全力支持并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疆和平起义后不久，包尔汉同志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包尔汉同志由王震、徐立清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１年５、６月间，我当时兼任新疆省政府外事处长，张闻天的秘书送来一个材料，披露了阿古柏与英皇的历史材料。我顺便让包尔汉同志看，他说，这些材料他以前就看过。英帝国主义走狗阿古柏篡夺了新疆农民暴动成果，妄图分裂中国。包尔汉同志的这一观点在一些民族干部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因为有的人存在糊涂认识，错误地认为阿古柏是“民族英雄”。后来，他在《论阿古柏政权》和《再论阿古柏政权》两文中，更对这一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证。他的观点，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１９５２年，我离开新疆，回到北京。后来虽然与包尔汉同志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但在新疆我们相处的难忘岁月，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