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明和沪上农工商旋风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罗大明和沪上农工商旋风
本报记者何加正
罗大明，上海农场局党委书记、局长。由他刮起的农工商旋风在上海滩已回旋了几年。
来到上海，稍一留意，你就会发现农工商三个字几乎无所不在。上海市民的衣食住行，几乎无一不和农工商有关。上海３万辆出租车，有２０００多辆挂有农工商标志；上海市民高高兴兴搬进的新楼房，有相当一批是农工商各农场参与开发的；农工商在市区建设的大型商场可与著名的“一百”相媲美；“看看逛逛城隍庙，购物请到一中心”，这城隍庙第一购物中心也是农工商所建；各农场在市区办的有规模的餐饮业达９２家之多；农工商在上海拥有一流的文化娱乐场所、宾馆和各种服务业；每日向上海市民提供大量的肉食、蔬菜和鲜花；农工商担负着全市居民的牛奶供应。最近，农工商受命于市委市政府，每天将３０万公斤大米运抵大街小巷，出租车后面又多了一个新的广告词：吃新大米找农工商。在上海开自选商场之先河的是农工商；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首先投产的三家企业，有两家属农工商，陆家嘴金融区农工商建设的３６层华都大厦已迎来首批客人。农工商参与金融、参与期货、参与房地产、参与拍摄电视剧……农工商几乎无所不在，并已走向大连、成都、北京，走向世界各地。
是罗大明领导、推动和革新了这样一个开放、改革、开拓、进取、活跃的农工商群体，因此，“罗大明”在上海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有人说，罗大明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搞活了一个群体，创造了一个高速度，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实践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怎么搞，国有企业怎么发展的路子。
转变一个观念
上海农场本是当年为补城市供应不足而开垦的滩涂，一处在崇明岛，一处在杭州湾（另有两处在外地）。后来则成了安排城市知识青年的主要场所。因为事关城市的稳定，农场局一直被称为“政治”局。
最初的改革开放大潮似乎未能在这块土地上卷起波澜。农场一直非常艰难地前行着。最难办的是稳定人心。改革开放后，进城机会增多了，明显的城乡差距和直接的城乡对比，使得当年离城的知识青年们一个劲地想离开农场。人心愈散，农场愈难办。到１９８８年，全系统工农业总产值才１３亿元、利税８０００万元。低人一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一直压得职工们抬不起头来，进城办事，最怕有人问起在哪里工作，为什么还不回城。当时，人们都说：农场难办，干部难当，职工难弄。
１９８８年，罗大明挑起了农场局这副担子。反反复复的调查使他觉得，农场肯定大有作为，但必须换一个“办”法。怎么办？改革开放多年理论上的积累和中央已经明确的方针政策使他有了一个目标。上任不久，便提出“立足农场，走出农场，进入市场”的口号，号召大家到大上海去。
这是一个反传统的思路。过去一直号召的是“扎根农场”、“黄毛丫头干到老太婆”；认为只有死守农场，才能办好农场。现在号召走出农场，岂不不扰自乱！不同意见在社会上和农场内部很快蔓延开来。
罗大明反复解释说，走出农场是为了办好农场，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办好农场。上海是棵摇钱树，既然全国各地的人都能来挣钱，我们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来呢？
道理要等到被事实证明才能说服人。事实终于走出来作证。场长们说我们的思路一下子被拉进了大市场。短短几年时间，农垦系统在上海搞得热火朝天。参与了老城改造，参与了浦东开发，参与了城区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终于“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农工商”。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农垦系统不知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像吴以康（上海十大杰出青年）那样知名的能人。一旦面向市场，农场这块土地也神奇地发挥了作用，不光多打粮食，似乎干什么都能赚钱。去年全系统一二三产业实现经营收入１８０亿元，实现经营利润近８亿元，１９９４年职工人均年收入６５２５元。当年离场的老知青有２０００多人又重新回到了农场。职工们说，现在最大的变化是走到哪儿都争说自己是农工商的，生怕别人不知道。
“扎根农场”人们偏偏要离开农场；“走出农场”，人们却扎根农场。改革的辩证法竟是这样有情。
改变一个机制
新的观念还要有全新的机制作保证。
在上海农垦上上下下采访，干部队伍振奋的精神和鲜明的开拓意识，令人印象深刻。场长们举例说，前不久，有２６个干部调动，一次成功。再困难的岗位，也没有一个说二话的。工作中有困难，但大家不言困难。一次召开各场和部门负责人座谈会，每一个人都有独到见解。谈发展令人振奋；谈思路让人觉得新鲜。让人感到是一群有水平、有见地、有能力的群体，是一群已能融会贯通理论和实践、有开拓精神的实干家。
现在这东海之滨，不仅有大型的养猪场、养牛场、养鸡场；有丰产的农田和柑桔园；有面积相当三个足球场的巨型车间等各类工业企业；有全套引进的荷兰花卉温室和草皮种植场；有殡葬业，等等。还有影视城、度假中心等各类设施。年轻的五四农场场长庄国蔚说，当年罗局长号召走出农场，进入市场，我们参与浦东开发，参与老市改造，参与跨国经营。经过一轮发展，现在“二次创业”又开始“走进农场”，变农场的一种资源为多种资源，搞资产经营。什么“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供中小学生学习参观的“现代农业”等，在这东海之滨，有的已成现实，有的正在筹划当中。农场正以一种难以遏止的劲头昂然向前发展。
这种局面是由农工商形成的一套崭新机制创造的。
几年来，罗大明倾注心血，致力于体制再造。他说高度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套体制，制度、机构设置、组织形式和企业模式等，基本上都是服从型、依靠型、依赖型。有的甚至还是沿袭阶级斗争时期的一套。这是一些国有企业至今仍摆脱不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就是要把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使每一个生产单位、经济实体都成为创造性的团体。尤其是给优秀人才以施展才能的机会。
沿着这个思路，上海农工商进行了一系列静悄悄的变革。罗大明说，概括起来是四句话：机构能大能小，干部能上能下，分配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
这样，机构精简了；优秀人才上来了；每一个农场和直属企业都有了充分的自主权；公司负责人对总公司负责，总公司不干涉下级经营。完全形成了一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公司上下充满活力。曾是局陈列室一个保管员的吴以康，白手起家，从小公司办起，短短几年工夫，团结一批年轻人在火车站建起１．７万平方米的大商场；在大连、武汉等地办起“心族”分公司，事业涉及方方面面。目前已承担起上海信息高速公路的重大项目；在最繁华地段兴建６０层大厦的项目也已落实。到“九五”末，他的心族公司产值将超过２００亿元。
人才能尽显风流，事业能无限发展，实力能自动膨胀，行为有严格约束，职工能各得其所。这就是记者对上海农工商的总体评价。
一位曾在上海工作过的领导同志考察困难较多的煤矿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时，多次提到上海农垦有个罗大明，提出“立足农场，走出农场，进入市场”，使企业面貌大变。
上海农工商的成功，实际上是较早转变机制的成功，是提前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成功试验。罗大明和上海农工商正引起愈来愈多的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