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儿女的财富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留给儿女的财富
朱敏
今年１２月１日是朱德元帅诞辰１１０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我们编辑了这块专版。
——编者
为了纪念，为了思念，也为了信念——谨以此文献给父亲朱德诞辰１１０周年！
从我出生到１４岁，一直没有见过父亲，脑海里关于父亲的记忆几乎等于零。直到１９４０年底在延安第一次看见父亲，对父亲的记忆才变得真切起来。但因我和父亲离别的时间远远多于团聚的日子，所谓记忆也只是淡淡的印象而已。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是１９５３年从莫斯科完成学业回国以后。
这时，走进我们儿女生活中的父亲不再是淡淡的印象和血缘上的称呼概念。父亲变得真实和亲切，好似慈母一样关怀着我们，甚至帮助我们照顾孩子，将他迟到的父爱赋予了孙辈们。然而，父亲也是一位严父，各方面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这些要求或许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父亲不仅不让我们有高干后代的优越感，连普通人对舒适生活的向往都不让有。我记得我一回国，对阔别多年的祖国环境还没有完全适应时，父亲就让我搬到工作的学校里居住。规定我每个星期日才能回家，而且只能坐公共汽车回来。父母他们为了让我一心一意投入工作，将我的第一个孩子带到他们身边亲自照料，我想孩子时，也不能随时去父亲那里看，必须在星期日才能看见孩子。
父亲当时有句常挂嘴边的话，至今还让我感到余音萦绕耳际：“老百姓怎样生活，你就怎样生活。记住你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人民没有赋予你特殊的权利！”
父亲一生生活简朴，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父亲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乱花一分钱，爱惜身边使用过的每一件物品。
父亲自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以后，从没拿过一次元帅军衔的工资。直到父亲去世，他拿的工资仍是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和毛泽东主席的工资标准一样，有４００多元。如果按照当时生活水平，加上住房、用车、医疗等是公费开支，这笔不能算少的工资光父亲自己用，是足够的，而且可以生活得很好。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宽裕过，他要用这些钱抚养一大群孩子。
我们家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孩子多的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包括父亲抚养的十个侄子侄孙，他们都是父亲兄弟姐妹的孩子。父亲在四川老家是位知恩图报的厚道兄长。当年他能读到书，并且完成私塾教育考取秀才，全靠兄弟姐妹整日辛勤劳动，从不多的收入中挤出供他读书的费用。解放后，父亲的条件好了，他不忘当年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和慷慨相助，就接他们一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所有费用全由父亲负担。父亲虽说在当时是高工资，但是要抚养这么多孩子，什么学费、生活费、交通费，还有每周回家的伙食费……一月下来，工资就所剩无几了。
十个半大不小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每个星期六从各自的学校回到中南海特殊的家中，人最多的时候要开三桌饭，床铺上睡不下这么多人，就在客厅的地毯上打地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度过的。人一多，吃粮就多。一天，秘书告诉妈妈，这个季度粮食吃超了５０多斤。爸爸和妈妈粮油都有定量，特别在困难时期，粮吃超了，连买议价粮的地方都没有。工作人员和父亲商量，是不是从有关单位把粮食补上，父亲一听坚决不同意，说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个亏空。后来父亲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菜糊糊”，妈妈又买回红薯，此后他们就用红薯和“菜糊糊”代替主粮，硬是一斤一斤补回了亏空的５０多斤粮食。
有一段时间，从中南海的晨雾中，差不多每天都能看见父亲挖野菜的身影。他利用清晨散步的时间，在树林草丛中挖一些可以食用的野菜带回家，让厨师做成菜，中午时算一道“野味”菜，让孙子们吃。吃惯精细蔬菜的孩子先都不肯吃这种苦涩的野菜，父亲就带头吃，他边吃边讲野菜如何有营养，长征路上能有这样的野菜充饥，好比吃上了山珍海味……现在过上好日子，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并且规定饭桌上的人都要吃。慢慢地，孩子们适应了野菜的味道，如果几天不见野菜，还嚷着要跟爷爷去挖野菜。
就在工作人员精打细算帮助父亲计划开支抚养十多个孩子时，有一笔巨款早就存放在德国（指原民主德国，下同），等候父亲去领取。这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写父亲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稿费。史沫特莱１９５０年逝世前，曾经留下遗嘱，要将稿费交给书中主人翁——朱德将军。国外有关机关按照死者的遗嘱办理了稿费转交事宜，将这笔稿费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后，没有关心那笔稿费，而是怀着对史沫特莱深深的敬意，亲自落实她的遗愿——将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并且在墓碑上题了字。以后他对稿费只字不提。１９５８年２月，父亲接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９５００８．３０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
父亲接到大使馆的请示，二话没说，提笔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
大使馆的同志遵照父亲的指示，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运回国内，全部分给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这批科技书籍对于建设中的中国无疑是雪中送炭，是一笔巨额投资。
父亲不仅要求我们生活要朴素，他自己更是自奉节俭，节衣缩食地生活。他在抚养许多孩子，经常帮助解决身边工作人员困难的同时，从所剩不多的工资余额中一点一点地积攒了近２万元的存款，这是父亲一生最多的一笔积蓄。对于生活简朴的父亲，这无疑是积累了近似天文数字的大款金额啊！
在我记忆中，父亲进入中南海的二十多年里，除了出国访问和在国内参加外事活动必需的两套好一点的服装外，其他衣服都是旧的，衣领、袖口都打了补丁，包括睡衣、衬衣、毛衣等一些里面穿的衣服。就连家里的床单、被褥都是补丁摞补丁，洗得快看不见原来的底色了。记得一次为做新衣服，康克清妈妈几乎同他闹意见，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套服装。那时冬天刚过去，天气逐渐暖和，到了要脱棉衣换呢制服的时候了。工作人员帮助父亲找了半天，竟然没有找到一件合体的呢制服可以替换上，那些已经穿了多年的毛料衣服不是破旧得厉害，就是太小不能再穿了。大家劝父亲做一件新衣服，父亲死活不答应，硬让妈妈将两件小的改为一件大的。可是衣料年代太久，已经磨损得无法再缝制了。妈妈见说服不起作用，就让裁缝师傅来家里给父亲量体裁衣。父亲当着老师傅的面还是不肯做新衣服。后来妈妈生气了，大家也一起来劝说，父亲才一脸不高兴地勉强同意做，但是不让用太贵的面料。就这样，已经八十多岁的父亲才添置了一身新衣，直到他老人家去世，再没有做过新衣服。
父亲就是用这样苛刻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积攒了近２万元。不过这笔积蓄不是为我们后代预备的。在积攒过程中，父亲就曾明确了这笔积蓄的用途。他将用它交最后一次党费！
父亲去世后，康克清妈妈又补上了一点钱，凑成２万元，替父亲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所以康克清妈妈将父亲遗留下来的钱全部交了党费，我们一点也没有不平衡的心理，倒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这是父亲生前的愿望，也是他唯一的愿望。我这时已经了解父亲非凡的胸怀，怎能不理解“我是无产者”意味着什么！
父亲一生勤俭，也一生好学。他一直比较喜爱写诗，在中南海里经常和陈毅、郭沫若等写诗的人交谈创作的体会。外出视察工作时也不忘找当地的老诗人一起谈诗作诗。父亲为我们后代留下了数百首诗词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上乘佳作。可是父亲生前始终对自己写的诗不甚满意。说自己写的诗不像诗，只是完成了表达的愿望，没有诗词的韵味。一次在会议上他对郭沫若说，要拜郭老为师！郭老连忙起身，抱拳说：“元帅在上，不敢言诗。”大家一听他们幽默的对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依然像一个初学者那样虔诚，那样孜孜以求。父亲对学习认真的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让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深为感动。大家都愿意和父亲谈诗，将自己的习作拿来让父亲审读指点。每逢这个时候，父亲心情总是格外畅快。那爽朗的笑声和陶醉的神情，让人觉得父亲在诗词的天地里年轻了许多。
就在父亲去世前一个多月，中央党校的成仿吾同志将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送给父亲提意见，父亲不仅逐字逐句认真地看了一遍，还不顾自己九十高龄，坐车几十公里，亲自去党校看望这位老教授。他郑重地说：“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对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父亲以他对生活的极大热情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走完了他９０个春秋岁月，永远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地！
如果从金钱的角度衡量父亲，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给后人，如果以他所作的贡献和为人品格来衡量，父亲应该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留给人类的“财富”是任何富人无法做到的，也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父亲的“财富”是由他的非凡品格创造的！
父亲留给我的“财富”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最丰厚的，它让我生活充实，让我心地纯净，让我拥有一颗贴近人民的平常心。
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财富吗？
（本文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人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