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站在历史运动的最前列——在《董必武》画册出版暨董必武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 [复制链接]

第3版(综合)
专栏：

　　永远站在历史运动的最前列
——在《董必武》画册出版暨董必武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
宋平
在《董必武》画册出版、董必武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缅怀董老一生的光辉业绩，学习他丰富的思想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董必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董老曾作为周恩来同志的主要助手，先后在重庆、南京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南京局的工作。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６年，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直接受到他的身教言教。几十年来，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的音容笑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董老出生在前清一个贫寒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他１８岁考取秀才，因不满清廷的腐败，投身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但是革命果实被军阀所篡夺，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他１９１４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又参加讨袁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一次又一次的奋起斗争，一次又一次的曲折和失败，推动他愈益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五四”运动期间，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从而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积极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在党的领导下，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精深的理论修养和求实的革命精神，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的贡献。
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在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有许多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人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真理，坚持真理，终身为之奋斗。同董老一道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而参加同盟会的人物，不少人半途而废甚至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革命的对象。同董老一道参加党的创建的人物，有的为革命牺牲了，有的坚持斗争，有的成了党的领袖人物，也有的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落伍或者转向了。历史发展如大浪淘沙。辉煌过、煊赫过一阵的人物，后来迷失方向、落荒徘徊，以至被旧事物所腐蚀的，实在不乏其例。
董老从走上革命道路，就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１９７５年写的《九十初度》，说“五朝敝政皆亲历”。这五朝，是指清朝、民国初元、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和蒋介石篡权。他亲历这“五朝敝政”，又为铲除这“五朝敝政”建树了卓著功勋。在我们党内克服错误倾向的多次斗争中，他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建国前夕，我们党即将在全国执政，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讲话中，发挥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的精神，提醒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好好检点检点自己，有没有在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的糖弹面前屈服过”，指出“如果我们的同志今天因为胜利，就显得意志薄弱，抛弃过去的优良作风，那才是危险万分呢！”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由民主主义者前进为共产主义者，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总是站在历史运动的最前列。他无论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国统区，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身历险境还是身居高位，都矢志不贰，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而且“到老犹磅礴”，永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青春和气节。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是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为什么董老能够不断地探索奋进，永远站在历史运动最前列呢？
这是因为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大众怀有深厚的感情。如果是为了个人的出路，他秀才出身，又留过洋，是同盟会的元老，是国民党的元老，少不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但他心里想的是人民大众，立志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而献身。在共产党内，他从来不因为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和高级领导人而自视特殊，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和待遇，而总是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自称是“一块补补丁用的布头”，说无论党和人民需要把他补在什么地方，他都乐意服从党的需要，用来补帽子戴在头上也行，补裤子坐在下面也行。他有一首诗写道：“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他永远前进的动力。
这是因为他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学贯中西，通晓几种外语，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终生手不释卷。１９５６年《七十自寿》诗写道：“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１９６１年７６岁，有诗写道“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１９７１年《八六初度》诗说：“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１９７５年《九十初度》，还说“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学习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使他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是因为无论客观形势和个人地位发生什么变化，他都能严以律己、一尘不染，保持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美德，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完美结合。他是抗击敌人的英勇战士，又是人民的忠诚儿子，是同志的仁厚兄长。１９４３年第三次反共高潮，董老代表我党只身出席国民参政会。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由何应钦发表长达两小时的反共讲话。他当即提出口头质询，列举大量事实，痛加驳斥，然后拂袖而去，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休会。党中央曾为此特意发去电报，表彰他的大智大勇。在党内，对于任何违背党的原则、损害党的利益的言行，他都是不能容忍的，他自己在各方面也都能作出表率。我在南方局和他同编在一个党小组，他像一个普通党员一样参加讨论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珍惜人民一针一线的节俭作风尤其令人感动。有一次，我发现他的抽屉里有许多碎纸片，问他干什么用。他说，这是从旧日历上取下来的，留着可以练练毛笔字。因为工作需要，给他制装，他总交代，要买最便宜的。他说：衣着像道具，我是个“特殊演员”，穿得差一点，他们能不让我进门吗？你们要多为老百姓着想，边区老百姓还很苦啊，不要老是为我想。在国统区，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有一笔车马费，也是全部上交给党。他一套布制服穿２０年，一件毛衣穿３０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至今还珍藏着他从离家参加革命到逝世时一直使用的半块毛毯。
董老总结辛亥革命“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悲剧，他的党性观念特别强，非常注重党的建设。他抓党建，一个最大特点，是通过抓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他２０年代创办武汉中学，号称“私立”，实际上是“党立”。后来又在苏区领导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延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每到一地还适应革命需要举办各种训练班，抓机关干部学习，为党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他亲自授课，熔文、史、哲于一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世界观改造结合起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为武汉中学制定的校训，是朴、诚、勇、毅四个字，建国以后又加了三个字：干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信念，勇敢顽强、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克服困难的毅力，使我们的共产党员成为向着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脚踏实地、永远前进的革命者。这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搞好党员教育，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我们今天回忆董老，纪念董老，就要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学习、继承、发扬董老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让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