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
仲呈祥
江泽民总书记在１９９６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指出：“要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我们的文艺评论，要提倡说理，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对于当前文艺工作进一步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更好地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极有现实意义。
健康的文艺评论，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的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文艺评论，与健康的文艺创作相辅相成，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可缺少的两翼。这种文艺评论，不仅是党和政府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体现思想上艺术上的正确导向的一种重要途径，而且是沟通文艺创作与读者观众的一种重要中介。它既能启迪读者观众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以提高自身的审美鉴赏修养，又能帮助作家艺术家了解读者观众的意见以改进自身的审美创造能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形成良性循环，为文艺的繁荣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营造健康向上的生态环境。周恩来同志生前就曾深情而精辟地指出：“戏剧演出需要通过评论文章才能吸引观众和教育观众，也能把观众的意见转达给艺术家，使他们得以改进。评论也是有力的战斗。评论工作者是艺术家和观众的好朋友。”（转引自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见《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戏剧如是，整个文艺亦然。
今天，重温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邓小平论文艺》中关于文艺评论的精辟论述，检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史进程中的文艺评论，毋庸讳言，其滞后于创作、不很健康的现状，恐怕不仅是人民群众，就连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在内，都颇有微词——有的评论趋时媚俗，由于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将科学地评判作品优劣得失的神圣职能衍化为评功摆好、庸俗吹捧；有的评论浮躁起哄，制造热点，面对贫乏媚俗、浅尝辄止的创作心态的泛滥，消极趋同，急功近利，将导引创作健康发展、升华大众审美情操的社会责任蜕变为随波逐流；有的评论东施效颦，食洋不化，面对开放以来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不分良莠，盲目“接轨”，生吞活剥地引来名目繁多的西方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将生气勃勃的文艺创作削足适履地硬纳入西方文论框架……如此种种不健康症状，正从反面有力证明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已刻不容缓。另一方面，还必须指出，也许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潮影响下那种把文艺评论动辄搞成大批判或无谓论争的厌倦，时下确实还存在着一种把健康的文艺评论也斥为棍子而加以排斥的错误现象。这同样是不健康的症状。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９０—３９１页）
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必须要求评论家加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真正学会“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１８６页）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５６１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联系实际进行文艺评论，才能高屋建瓴，实事求是，使评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必须要求评论家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较充实的生活积累、较丰富的审美经验和懂得创作的甘苦，从而善于把握作品整体，顾及作家艺术家全人，充分说理，相互切磋，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要在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广大读者观众之间，提倡友好讨论，坦率直言。要切忌那种或居高临下指手画脚、或目中无人自话自语、或不负责任取悦低俗的不良评风。语言要泼辣，文风要活泼，分析要入情入理。这里，尤须注意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陶醉于局部”，忘记了“对艺术作品整体进行评价”。（见《别林斯基论文学》第２６２页）且看今日之文坛，面对少数思想价值取向和审美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品，却时有评论不是从整体上实事求是地通过充分说理，指出其或有意无意宣扬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或多少沾染了殖民文化泛起的沉滓，或沉醉于“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以这小悲欢为“大世界”等等，而是“举之上天”，津津乐道于某些局部和细节的引人入胜，难免产生误导；相反，面对一些整体的思想价值取向和审美价值取向都确实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却时有评论不作整体肯定，反而“按之入地”，过于苛求，横挑鼻子竖挑眼，结果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鲁迅曾尖锐批评过这种评风。他举评价陶渊明为例说，陶既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写过“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评论家与读者观众的关系。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当然也是评论家的母亲。马克思早就深刻阐明：“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９５页）不仅文艺创作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而且文艺评论也是如此。对人民极端负责任的评论家，理应自觉地在深入生活中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从而做到以科学的健康的文艺评论，去培养高雅、文明、幽默、机智的审美鉴赏群体，而反对以庸俗的市侩的文艺评论去造就浮躁、平庸、浅薄、低俗的社会文化心态。惟其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文艺评论应“净化他的大多数读者的品味”，从而“成为批评家按照适当方式表示社会中优秀人物意见的手段”。（《论批评中的坦率精神》，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第１６７页）鲁迅也认为，对大众中那种落后的不健康的审美情趣，“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文艺的大众化》，见《鲁迅全集》第七卷第３４９页）这里的文艺，含创作，也含评论。周恩来同志还特别提出过“批评家的批评水准也要与观众的水平相结合”的重要意见。一方面，“批评家应该注意观众的水平，但是也需要高一些，以带领群众前进”；另一方面，“批评家为了防止主观片面地看问题，也需要了解什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什么是群众不喜爱的，这方面也需要与观众的水平相结合”。（《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见《周恩来论文艺》第５４页）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去适应，适应的目的乃是为了提高。这既是文艺创作、也是文艺评论应遵循的处理好与人民大众关系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