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血疑”迷案 [复制链接]

第3版(两会专页·国际)
专栏：通讯

　　日本“血疑”迷案
本报驻日本记者张国成
８０年代初，中国曾上演过一部日本电视剧《血疑》，不少国人至今仍对该剧的故事梗概记忆犹新。几乎就从那时开始，日本社会却在发生一桩桩活生生的“血疑”案件，数千人为此付出了病痛和生命的代价。
艾滋病是人类目前尚未降服的顽症，其传染途径除性接触外，还有遗传感染和带病毒血液制剂感染等，发生在日本现实生活中的“血疑”，就是血友病患者因使用带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制剂而感染上艾滋病。
所谓血友病，是血液中先天缺乏抗血友病球蛋白，因而引起凝血功能障碍的一种遗传性疾病，患者全身各处都易出血，一旦发生大出血，即会危及生命。至今这种病尚无根治良方，只能不断输入血液制剂。如果血友病患者输入了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制剂，则难逃感染艾滋病的厄运。据调查，日本５０００多名血友病患者中，已有近２０００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近４００人因患艾滋病已先后死去。这一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
８０年代前，全世界对血友病患者都是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１９８２年７月，美国有３名血友病患者因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而感染上“加利尼肺炎”，其中两人死亡。第二年３月，美国防疫中心发表了权威性报告，对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的危险性提出警告。同月，美国正式废止了使用非加热制剂，批准使用加热血液制剂。因为研究发现，血液制剂经加热后，可有效杀死艾滋病等病毒。但奇怪的是日本有关当局直拖到１９８５年７月才批准使用加热血液制剂，很多人的艾滋病就是在此之前感染的。个中原委如何？责任由谁来负？感到疑惑的血友病患者们组织起来，从８０年代末开始，以国家和“绿十字”等５家生产血液制剂的制药公司为被告，提出法律诉讼。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日本国民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此案的焦点在于国家是否知道，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使用非加热制剂的危险性。解疑的钥匙是１９８３年成立的厚生省艾滋病研究组的会议记录。但在诉讼中，因原告拿不出有效证据，被告又以“不能确认当时有文件记录”为由争辩，弄得案子一拖就是７年。
今年１月，国会议员菅直人出任日本厚生大臣，决意查明此案，成立了专门调查组。１月２６日，调查组终于在厚生省药物课的书库中找到了当年艾滋病研究组的会议记录。文件公布后，舆论大哗：堂堂政府部门居然撒谎！更重要的是，文件证明，厚生省在美国批准使用加热制剂后即已知非加热制剂的危险性。据这份１９８３年７月４日的会议记录，当时曾提出应尽快使用加热制剂；而７月１１日的文件却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否定了使用加热制剂。问题是在那一周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厚生省决策人改变了初衷？诉讼团律师渡边认为，是“绿十字”等制药公司施加了压力。１９８３年时，日本还没掌握加热血液制剂的生产技术。如果当时就决定不能用非加热制剂，那只能全部从美国进口。同时，已制成的非加热制剂将全部报废。这将给制药公司带来直接经济损失。
厚生省是日本政府的职能部门，多年的“官企勾结”，使一部分官僚与一些制药企业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一些厚生省官僚退职后往往继续去民间企业供职，人称“下凡派”。如占日本血液制剂产量５０％的绿十字制药公司从１９８３年以来的５任社长都是厚生省药务局退下来的局长。厚生省部分官员与制药公司的这种关系使得政府部门难以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和指导权。作为厚生省的官员本应以国民的健康作为制订政策的出发点。但是在“官企勾结”的现实下，他们在企业利润和患者健康之间却选择了前者。日本厚生省１９８５年７月正式批准使用加热制剂的时间也颇耐人寻味，因为到此时日本刚能生产加热制剂。难怪死者家属在得知事情真相后无比悲愤。舆论认为，几个官僚的密谋使许多本可免遭厄运的患者惨遭不幸。
２月１６日，厚生大臣菅直人会见了２００名血友病患者和死者家属，代表国家向他们道歉，并承担此事的责任。东京和大阪法院提出一项调解方案，要国家和制药公司向受害者支付总额为８１０亿日元的赔偿金。但是此间舆论指出，“血疑”迷雾至此并未完全散去，只有彻底查明事情真相，惩办责任者，并改革日本“官企勾结”的“密室行政”，才能告慰受害者。（本报东京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