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政治的遮羞布——一评李登辉的假民主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

　　黑金政治的遮羞布
——一评李登辉的假民主
黄嘉树
近几年来，李登辉到处吹嘘其“民主政治”的“成就”，以期对外猎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对内争得民意多数的支持。这就有必要对台湾“民主”做一番实事求是的考察。
民主最一般的定义，即“自由选举代表和执行机关以对人民负责的制度”。台湾近几年在形式上似乎提供了李登辉“打民主牌”的资本，但究其本质，台湾的选举并非纯粹的“自由选举”，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金钱和黑社会的势力所左右。
台湾的贿选问题由来已久，而李登辉执政以后则愈演愈烈。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的二届“立委”选举，台北市某选区曾经出现一票高达５０００元的买价，而对大小“桩脚”（居间买票代理人）的价格则从数万至数百万元不等。中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每一位参选者的最低消费为一亿元。在“金牛斗阵”激烈的选区，甚至超过三亿元。
１９９３年底至１９９４年３月，台湾举行乡、镇、县市长及“县市议员”选举，候选人在竞选期间肆无忌惮地公开买票，引起岛内大众的强烈不满。台“法务部”被迫动手查办贿选，一时之间，受理民众举报贿选案件竟然多达３０９０件，起诉９１９人，一审判决有罪者５７８人，各“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议员”因贿选被一审判刑、上诉候二审者竟多达２８０多人，其中“县市议长”、“副议长”有１８人（台湾共有２３个县市）。“创纪录”的桃园“县议会”，在全部６０名“县议员”中，有５４名被起诉。此案中的绝大多数被告属于国民党籍，为了平息民愤，国民党于５月调动了２１个县市党部主管中的１６人，对６２８名党员进行党纪处分，但这只是做给老百姓看的表面文章。在私下里，李登辉则另搞一套，他曾几次托人向某位已被一审判刑的贿选人转达“关怀慰问之意”，并许诺到二审时将“还其清白”。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的三届“立委”选举，国民党共得到８５个席位，其中有２３人的财产超过一亿元台币，国民党旗下的“亿万富翁立委”已超过国民党总席位的１／４。而在这２３人之外，还有很多人是代表大财团利益的“隐性富豪”。
李登辉实际倡导的这一套“只求当选，不择手段”的假民主，也为黑道势力参政打开了方便之门。最近几年台湾黑社会势力迅速膨胀，帮派组合有１２００多个，帮派成员达１万多人（１９９４年统计）。许多帮派走上组织化经营之路，成立各种类型的“企业公司”，其龙头老大利用暴力胁迫加金钱收买的手段，或者亲自参加选举，或者与地方派系勾结，推出代言人参选，一旦取得民意代表或乡、镇、县长等公职身份，黑道老大就摇身变成政界大亨，堂而皇之地掌握政经资源的分配权，再藉此为本帮派所办的“企业公司”谋利。在１９９４年１月举行的乡镇长、“县市议员”选举中，共发生１４６起有关选举的暴力事件，包括枪击、伤害、恐吓、勒索等，有２０４名候选人向警方要求保护，在所选出的８５８名“县市议员”中，约有３００人有刑事前科。
那些倚仗财团支持或本人就是财阀的“金牛”在当选之后，当然要设法把买票的钱加倍赚回来。他们常用的手法包括炒地皮、包工程、围标、采购等等。所谓“炒地皮”，即利用职权预先知道都市计划，再勾结财团搜购待开发区土地，然后以土地重划或变更地目等方式造成地价高扬后出手，从中赚取暴利；所谓“包工程”，即利用职权探得公共工程底价，然后通过“关系厂商”以最接近底价的标单标到工程，待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再由“民意代表”施加压力，编造名目增加预算。另一种作法则是靠职权把工程底价拉高，以“皮包公司”标得工程，扣除１０％至２０％的利润后再转包给别的厂商。那些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还常以暴力手段胁迫正当厂商放弃投标，让“有关系”的厂商中标。此类黑道出身的“民意代表”甚至“行政长官”，还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从事ＫＴＶ或包娼包赌等“非法营业”。至于利用职权收受红包、为舞弊者关说求情、非法从银行获取贷款等案件，更是台湾政治舞台上的家常便饭。
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的“民意代表”素质低下，议事效率不彰，很多民众极其关心的“法案”因此迟迟不能通过。而吵闹、打架、摔杯子、砸麦克风等“国会奇景”，则被日本电视台选入“世界十大惊奇新闻”。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台湾“立法院”打砸所造成的损失即达３６万余元。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００多名儿童在台北举行“画我电视”绘画比赛，李登辉的外孙画出来的竟是一幅“立法院”打架图，令在场观看的李登辉十分尴尬。１９９４年５月，在号称“完成民主奠基工程”的“第三次修宪”会场，民进党“国代”使出撒冥纸、放鞭炮、摔鸡蛋、砸桌椅等“焦土抗争”手段。国民党“国代”则冲上台与民进党“国代”推拉撕扯，乱作一团。此类荒诞场面的一再出现，成为外国媒体争相哄笑“台湾民主”的话柄。
综上可知，今日的台湾，在民主的光环之下，实际运行的却是金权、黑道和特权相互勾结、联手贪污的“共犯结构”，即台湾民众深恶痛绝的“黑金政治”。当然这不等于说所有的选民都接受“买票”，也不等于说所有的当选者都靠行贿。事实证明，教育越普及、越发达的地区，选民的自主性越高，贿选和暴力的市场越小，投票所反映的民意的真实性也就越强。但恰恰在这样的选区，李登辉遭到的批判最猛烈，国民党败得最惨。如１９９５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国民党在台北市等都会区遭到空前惨败，只是因为都会区与非都会区在人口和席位分配上存在不合比例的不平均，国民党依赖派系黑金势力在非都会区占了上风，才能以４６％的得票率占据近５１％的席位，这说明即使在岛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作为都会区社会主干的公教人员、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群众等自主性强的选举人口，已开始自觉地把李登辉视为“民主的障碍”而非“民主的推动者”，这是李登辉几年来打着“民主保姆”的旗号却干着“黑金政治保姆”的勾当所招致的必然结果。（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１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