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民的文学情缘 [复制链接]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大忙人的业余生活

　　陈福民的文学情缘
本报记者江宝章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福民与记者不期而遇。当这位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脸上始终若有所思的高大汉子站在我面前时，我忽然有一种错觉，以为他是一个温文儒雅的学者，而不是管理着３０００多个职工的总经理。
记者对陈福民的兴趣，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而是听说他与文学还有过一段颇深的情缘。坚硬的水泥同柔性的文学联姻，企业管理中冷峻的规章制度和文学创作中充满激情的形象思维结缘，仅仅这种联想就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我出身在泉州市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我是长子。在泉州一中读书时，我的数理课一直很好。”他说。１９６６年，正当陈福民高中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时，“文革”爆发，陈福民的科学家之梦随即破灭。
“那时，红卫兵到处抄家砸图书馆，各种世界名著随地乱扔。人弃我取。我搜集了巴尔扎克、杰克·伦敦、哈代、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世界大文豪的名著。１９６９年上山下乡，我带了两大箱的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农家阁楼上读书，不仅读文学名著，也看哲学类的书，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当时只是不想虚度年华，却逐渐培养起我对文学的兴趣。”
上山５年，陈福民很少回家。“作为长子，不能为父母分忧，徒增家庭负担，真是羞见家乡父老啊！”于是逢年过节，陈福民便常常一个人呆在深山老林替生产队看山、伐木，几次险些丧命。“１９７４年，我被招工来到福建水泥厂。然而那５年艰难的插队生活让我长久无法平静。我一直想用笔把那段经历写下来。”
“文革”刚刚结束，陈福民便忍不住写了一篇反映知青生活的短篇小说：《深秋杜鹃红》。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一个做梦都想上大学的知识青年，没有等到“文革”结束便在一次劳动中被巨石压死了。几年后，他的女朋友终于接到了入学通知书。临行前，她来到男友的墓地，把入学通知书烧化在他的坟前。
“这实际上也是在写我自己对读书的渴望。为什么取名《深秋杜鹃红》呢？杜鹃是苦命花，是杜鹃鸟泣血所化。深秋，严霜将至，杜鹃花的生命与绚丽都是短暂的。我拿它象征知青的命运。”
在“知青文学”、“伤痕文学”等尚未形成一种文学现象并被社会关注的当时，这篇作品的主题同样难以被编辑接受。陈福民并未因此辍笔。不久，一篇名为《寻找失落的梦》的小说在１９８４年《福建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它写一群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女青工，尽管已经拖儿带女，仍然渴望知识、争上夜校补习文化的动人情景。在这篇作品中，仍然强烈地表现着陈福民的“大学情结”。
同年９月陈福民通过成人高考，被福州大学企业工程管理系录取了。生活是这样的富于戏剧性，在终于寻回失落的“大学梦”的同时，他却失落了他的“文学梦”。文学的殿堂失去了一个虔诚的朝拜者，而福建企业管理者队伍中却增添了一员健将。１０年后的今天，一个拥有固定资产１．５亿元、产量超百万吨、年创利润５０００多万元的福建最大的水泥企业在他手上经营得红红火火。
作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陈福民还会为文学魂牵梦萦吗？
“文学给了我很多东西，给了我细腻的观察、感受人与事物的能力，给了我比较超然、淡泊的人生态度。”此外，文学还给了他一位温柔贤惠、志同道合的妻子。他们是因了文学这位“红娘”，才相识、相知、相爱。
如今陈福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在搜集、积累生活素材。如果将来福建文坛重又出现陈福民的名字，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