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与西北财办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陈云同志与西北财办
朱劭天
陕甘宁地区是中国西北荒凉贫困的地方。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三万脱产人员只靠国民政府发给“抗日军饷”和国内外捐款维持，每年共约１０００万元。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封锁，断绝了一切外援，至１９４２年，这两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边区政府开始独立发行边币，直接支持财政开支。各单位分散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１９４３年，边区军民贯彻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开荒办厂，生产粮食、蔬菜及一些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粮棉，运输盐碱、药材等土特产出口，使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好转。但由于大量生产资金的投放，及备战费用的加大，造成边币发行过猛，物价猛涨，一年发行量增加１３倍，物价涨幅２０倍，财政金融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整顿。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财经工作，便于对外金融贸易斗争，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西北联防司令部贺龙司令员兼任主任。
１９４４年春，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我作为陈云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深感到他的经济思想、领导艺术、工作作风包含着许多宝贵内容。
一、注重调查研究，倡导实事求是作风。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了解情况，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直接了解情况和意见，取得第一手材料。我跟他在新市场向运盐农民调查运盐线路时，他让我绘制了一幅《陕甘宁边区交通干线图》以便于外出调查时使用。他调查询问的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如１９４３年由盐池运出食盐２５００万公斤（３３万驮），除内销公私用盐３５０万公斤外，盐业公司只收进１８００万公斤，有３５０万公斤没有下落，相当盐业公司收进数的２０％，走私出口了。陈云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便仔细研究分析这个问题，找出食盐走私出口的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口岸盐业公司收购价格低，运盐赔钱。二是公家沿途开的某些骡马店为完成一定生产任务，强迫运盐脚户投宿，并提高住宿费用。三是一些盐业公司采取不公平的手法与盐农交易，对脚户的盐低价进，高价出。四是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听到群众上述意见，也非难盐业机关和埋怨统销政策，造成统销食盐互不合作的现象。五是国民党统治区大量引诱走私，破坏我食盐统销政策。找出存在问题的产生原因后，陈云同志指示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改善盐业机关与广大运盐农民关系的办法，克服对立情绪，互相配合；整顿草料店，减低运盐费用；改善运盐途中条件后，提高口岸收购价，较规定的外销价只差２０％，保证了运盐户有钱可赚。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堵住食盐走私出口，盐农自觉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
陈云同志非常注意从各方面研究和了解市场发展行情。他亲自带领我去枣园党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指导研究编印《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及《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二书，送解放社印刷厂各印３００册，分发各有关干部学习参考，使大家开阔眼界，了解情况，增长知识，并倡导了调查研究之风。陈云同志指导编印的《经济消息》半月刊，是革命根据地铅印出版最早的经济报刊，主要从订阅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上摘选，及时反映出来的财经资料讯息，行情发展变化，提供业务部门干部参阅，并送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参阅。
西北财经办事处每周在边区银行召开一次例会，召集各主要财经部门领导人参加，对当前财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交流资讯，研究决策。陈云同志作过许多精辟独到的发言，如对边区内外经济特点结合发展趋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有什么根据，过去有否例证，并且一定要经过三番四复的考虑后才作出决定。概括说就是“全面、比较、反复”。平时说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就是指要多同别人交换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耐心听，甚至有人同你抬杠也要欢迎，集思广益，本来是些片面的看法，可以逐渐全面起来。
二、强调运用经济手段，按经济规律办事。
陈云同志一向强调处理经济问题，尽量用经济手段，而不采用行政手段。农户运盐不再由政府摊派任务，不用动员督运，而是根据出口要求，运往哪个口岸，规定口岸收购盐价来指挥，农户摆脱行政任务压力，有近一倍的价钱可赚，提高了运盐主动性。奖励植棉，规定免税及合理收购棉价，刺激植棉积极性。
外面金融市场波动时，我方利用有利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及时进口必需物资。如外面金价、物价上涨时，法币贬值，我方提高出口货物价格，进口黄金，买进法币，物资暂时少进。法币紧缩价值提高时，我再将低值进口的法币抛出，买进物资和黄金。１９４４年夏一次短时间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他们金价波动的差价。银行准备金充实了，必需物资也争取进来了。
许多次对外金融贸易斗争，都是陈云同志亲自指挥，除通过业务部门下达任务外，还派我去口岸传达他的具体设想方案，并电报督导进行。
结合边区经济特点，对一些问题有过争论。如边币发行量多少，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法币流通与兑换比价，稳定比价与稳定物价，扩大剪刀差问题，等等，陈云同志都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各国莫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我们也不放弃运用这一工具。边币在边区内流通市场上是独立的，但不能到边区境外使用，不如法币腿长。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６５％左右。我们承认法币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保证兑换给进口必需品的商人，但又不能过多，以免边区人民承担法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有美国支持，边币只靠自己的力量，因而边币要求稳定在物价上是不现实的。但是，争取边币和法币的比价稳定是可能的，就是说，争取边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和法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大体持平。关于吞吐黄金问题，在国民党地区黄金市场价格波动中，我们可从收进、抛出当中赚收差价，但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不准在市场上作货币流通，不能抵作外汇，因而积存多了会影响周转，有时还要推到敌后换货。这些都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如不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在经济工作中就会带来盲目性，甚至损失。陈云同志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促进了认识上的统一，推动了边区经济工作的发展。
三、重视对财经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对财经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西北财经办事处设有政治部，在各财经部门均分级设政治部门，充实政治工作干部。当时基层财经部门接触的工作环境较复杂，用人多，水平也不整齐，由于严格了对党员的管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全体人员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财经干部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陈云同志多次教育财经干部“要同钞票作斗争”，他说：“接触财钱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
陈云同志同时要求干部认真学习业务，精通业务，向一切业务内行人学习。他十分尊重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注意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他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经常向他们请教，如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留德化学家刘咸一，延安军工厂厂长、机械师沈鸿，化学家钱志道，经济学家丁冬放等。在技术人员座谈会上，他发起“归队”运动，号召一切有工业技术和学习过工业的同志回到工业部门来，以提高技术，发展边区工业生产。
１９４５年抗日胜利后，陈云同志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例会，他向与会的财经干部历数了一年多来西北财经工作取得的成绩。但他头脑很清醒，告诫大家说：我们只是“小康之家”，用上各种力量才能过活，并不是财政贸易都平衡，已经好到中国外国少有的情况。从表面看，我们财政贸易都平衡了，但要了解，这种平衡是在垫入发行收益之后才达到的，有货币贬值部分。这一年多不像前几年那样紧急，只因发行不直接用于财政，能先投入生产和贸易，然后增加财政税收和积累。战争时期，我们不放弃通货膨胀这个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我们与国民党不同，我们不借此发特殊困难财，也不摧残工商业，我们是以发行调剂财政，扶助生产和贸易向上发展。陈云同志这番话，使我们财经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成绩面前也不要沾沾自喜，必须奋发努力，为发展和壮大边区的经济而积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