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报民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精忠报民
孟宪俊
１９７７年，经受了十年折磨的阎建章，又一次成了新闻人物。７月１日党的生日这一天，辛兴村１２０名党员，一致投票恢复阎建章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可是，阎建章的家里炸了。几个孩子抱着他的腿说：“我们家宁可要饭吃，也不能让你再受那份罪了！”
当支部书记难道不是好事？为什么他家里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应？这得回溯到半个世纪之前。
阎建章，河北省蠡县辛兴村人，１９２７年出生，１９４２年在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火线上入党，１９４４年担任辛兴村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在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已经整整工作了５２年。
５４年前的今天，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如火如荼。少年阎建章也卷入了斗争的洪流。１４岁的阎建章就被接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领导了当地的一个抗日游击小组。他在区委书记崔常山的领导下，在辛兴村端炮楼，抓汉奸，闹得鬼子不得安身。鬼子气急败坏，悬赏几千元大洋要阎建章的人头。蠡县有许多村的支部书记先后被敌人杀害。因为有了辛兴村民们的多方保护，阎建章和他领导的抗日游击小组却是如鱼得水。他深深感到了辛兴村民对他的大恩大德，也感到了人民群众的真正力量。
解放了，枪林弹雨式的生活离阎建章而远去，他开始享受着和平时期的温馨。可是，他的担子并不轻松，除了听不到枪声，辛兴村面临的贫穷，一点也没变。
他率先建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时间和规模上，这个农民合作社可以同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耿长锁的农业社相媲美。
他建立起了全县第一个拖拉机站，在辛兴首先实现了机械化耕作。
他的成绩震动了县上，省里。他被评为全国劳模，参加了全国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领回了由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奖状。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伴随着他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功，一个接一个的不幸也不期而至。被指为“右倾”；被拔了“白旗”；“四清”来了，又被怀疑有经济上的不清。
工作组在辛兴搞了半年的群众运动，也没有找出阎建章一分钱的“四不清”。
阎建章平生最大的屈辱，莫过于“文革”说他是“走资派”了。阎建章当“走资派”，自己吃苦不必说，一家人也跟着受罪。
世上还是好人多。就在阎建章一家生活最窘迫的时候，辛兴人民向这位老支书伸出了温暖的手：有人把自己的柴草悄悄地放在阎建章的门前；有人把米和面装进袋子里，夜深人静时扔进他的院子；过年过节，有人偷偷给他家送来鲜肉。乡亲们的这种真情温暖着阎建章和他一家人的心。他激动地说：“这说明辛兴人民不愿意我死，我要坚强地活下去。”夜漫漫，路漫漫，阎建章以惊人的毅力终于熬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灿烂岁月。
新时期开始，辛兴村的目光又盯着这位老支书。这次阎建章的重新出山，可以说是众望所归。阎建章家里反对出山，他心情也十分矛盾。正在这时，他又从党和群众中得到了鼓励和支持。
地区的王专员，县委的刘书记来了。他们看到“文革”以后的辛兴村，粮食由过去的亩产４００公斤降到了现在的１２０公斤，棉花亩产由５０公斤（皮棉）降至１５公斤左右。全村１／３的人去外面要饭，集体经济已经崩溃，便对阎建章说：“看在几千名乡亲的情面上，你也要把辛兴这个家当起来。”
贫农王老汉来了。他对阎建章说：“从前跟鬼子和国民党打仗，你是党支部书记，你叫我出钱出粮，我饿着肚子也往外拿，你说要抬担架，我站起来就出发，你说给咱队伍送东西，我马上套车。我图个啥？图的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
当年和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游击队员也来了。他们拉着阎建章的手，含着热泪，说：“建章啊，俺们什么都不想，往后你能让我们大家伙儿吃饱红薯，俺们就知足了。”
阎建章百感交加，热泪盈眶。
他对不住他的老母，在那非常的年月里，他没有能力保护她，使这位革命的老妈妈过早离开了人世；他也对不住几个孩子，因为“走资派”“帽子”的连累，而没能上学；但是，他感到更对不住的是在战争年代和“文革”中保护他的、救过他的父老乡亲，他们现在还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我是党的人，我要用行动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大恩！”他向他的家人，向辛兴村的人民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来到大队部。老会计说：“听说你又当了支部书记，这个家可不好当啊！”
“队里还有存款吗？”阎建章找了半天，连个凳子都没找到，只好靠墙而立。
“有。”会计把抽屉拉开，将大队的帐本拿出来，“你看，就有这两分钱了。”
“还短人家的吗？”
“短国家４３万元贷款。”
阎建章听说还有两分钱时，心里觉得好笑。可是，当听说还欠国家４３万元贷款，身子一下子软了。他想：“光靠打点粮，收点棉，哪一辈子才能堵上这个大窟窿！”
阎建章在闷闷不乐中到北京找门路。
“要赚钱，非要搞点副业才行。我们厂里有氯纶，你可以买回一些去纺线、打绳。”姐夫给他提了个醒儿。
阎建章心里一亮，愁了好几天的问题好像找到了解决的希望。因为“重副轻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原因所受的批斗之苦，早被置诸脑后。
回到家里，他首先召开了支委会，并动员支委们每人拿出１００元，１３个支委一共凑了１３００多元，很快做起了纺线生意。一年以后，奇迹出现了：全村男女老少竟用手摇纺车纺出了１００多吨氯纶毛线。就这样，许多家庭有了积蓄。对于过去买盐、买火柴也要用鸡蛋换钱的辛兴村农民们来说，这是从没有过的兴旺。村里还用卖线的钱建起了自来水塔，办起了砖窑，欠国家的贷款也分批还完。贫困的辛兴村，有了富裕的曙光。
一天，县上来人到同辛兴毗邻的村子检查，看到棉花无人收，许多地块的麦子也没种上，便问村支部书记这是怎么回事，书记回答说：“我们村的劳动力都去给辛兴村纺线哩。”
这一下可给辛兴村捅了大漏子。一位负责人很快找到阎建章谈话：“老阎啊，你不要自找不愉快了。现在有人反映你不务正业……”
阎建章觉得很刺耳，但没有反驳。
那位负责人又说：“我给你说句心里话，爆了豆大家吃，都说你炒的豆子香。可是炸了锅，就要叫你一个人赔！”
阎建章说：“正是因为大家吃着香，我才领着爆豆子。炸锅的事，没有想过。”
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辛兴村的毛纺织业在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干干停停，一直到了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
三中全会以后，阎建章像彻底解放了那么痛快。他决心在辛兴搭更大的戏台，唱更大的戏。他的第一目标就是办毛纺厂，用机器代替手工。他跑了四个省，东拼西凑，买回几台旧机器，又到天津、保定，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帮助安装。半年多时间，他累得人瘦了，嘴唇裂了口子，嗓子疼得连说话都很困难，但一次也没有离开过现场。辛兴村第一个毛纺厂就这样诞生了。
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阎建章虽然不懂得多少经济理论，但他深知，发展商品经济没有发达的市场不行。工厂越办越多，毛线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为了把全国生产经营毛线的大客户、小商贩都吸引到辛兴来，他在村边划了７０亩地，集资８０万元，建立了冀中平原上第一个设备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毛线大集。这不仅为辛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从四面八方带来了各种信息，打开了千百条与全国各地经济相沟通的渠道。
为了发展辛兴的集体经济，阎建章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不停地去全国各地跑业务，还东渡日本，学习先进技术。现在的辛兴村，旧机器已经更新换代，工厂已经由几十家发展到１００多家，全村上缴的利税已占到蠡县财政收入的１／６到１／５。人们没想到，阎建章掀起的这股产业潮，已经由辛兴涌到了周边村镇，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乡镇企业之花已在全县盛开。
随着辛兴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阎建章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直被他视为宝物的土改时期分的那两间旧房，前年被他儿子作为危房拆掉了，并建起了三间新房，尽管他因此和儿子生了一场大气，可也从此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他的穿戴也比过去有所讲究，这是他到城里宾馆接见外商，常遭人白眼后做出的艰难选择。
阎建章这位老支书现在正在干什么？他正在带领全村群众干两件大事：一是培育四家产值上亿元的村镇企业；二是将辛兴村建成一座工商发达、惠及四方的小城市。
“我活得不容易，辛兴人民也活得不容易。我对得起辛兴人民。”
古人说：“精忠报国”。
阎建章是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他是在“精忠报民”啊！
这是阎建章对他５２年支部书记生涯的基本总结。
为党为人民工作５２年，这样的人也许并不鲜见，可是，在我国政权的基层——农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除“文革”那几年被迫靠边外，一步也不离开土地，一步也不离开农民，一步也不离开支部书记的岗位，除了阎建章之外，还能有多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