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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鼓起生命之帆——北医大人民医院血液病房采访手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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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6-03-29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用爱鼓起生命之帆
——北医大人民医院血液病房采访手记
本报记者白剑峰
一束束鲜花静静地开放着,一个个白色的身影行色匆匆。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房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白血病患者的眼中,这里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圣地。多少枯萎的生命重现生机,多少和美的家庭绝处逢生。近年来,人民医院已先后为200多名患者进行了异基因骨髓移植手术,病人术后长期成活率达到70%以上,居国际先进水平。
然而,凡是在这里治疗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段特殊的日子。医护人员的爱使他们永远走不出那片记忆,走不出那间小小的病房。
“这份情,太重太重”
中央电视台一位体育记者曾留给人民医院一封饱蘸深情的长信:
“1992年1月,在我去法国采访冬奥会之前,来医院做常规检查。这时候,离去法国的日子已经很近了,签证、机票都已攥在手里了。检查结果按理一星期出来,可是,仅三天,傅剑峰大夫就急匆匆地到处托熟人找我,终于和我通了电话,并要我千万不要出国,立即住院。因为我患了急性白血病。事后,同事们都说,假如不是医生提前留下你,去了冬奥会就太危险了,因为比赛是在阿尔卑斯山举行,交通不便,又没入法国医疗保险,病发作起来真没办法。
“6月,我做了骨髓移植。在我化疗、放疗之后,白细胞等于零的时候,偏偏染上霉菌败血症。当时连续发烧10天,40度以上。在紧张的日子里,我满嘴溃疡,滴水难咽,郭乃榄大夫一边设计治疗方案,一边为我挤西瓜汁,一点点喂我,并讲那些走出死亡的勇敢者的故事。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这份情,太重太重了。我不止一次想过,该如何报答这些最可爱的人呢?活着,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最好的报答方式。我的生命不仅属于我个人,而且属于那些关心、爱护过我的人。”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了许多类似的故事。来自山西运城的病人解明智回忆起他化疗的日子说:“那时真是难熬,自己都不想活了。头发掉光了不说,每天吃大量的药,吃了吐,吐了吃,细心的护士总会数一数我吐掉的药片,吐几片,再补几片。我口腔溃烂,又臭又脏,她们帮助清洁,从不给脸色,还和我拉家常。想想这些,心里就又热了,就又想活下去了。”
“我愿献出骨髓”
陆道培,北医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一个被病人称为“值得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
1981年,他首次为一位白血病患者进行异基因骨髓移植获得成功;1990年,他又成功完成配型不同的骨髓移植手术,引起国际医学界广泛关注。
在异基因骨髓移植刚起步时,陆大夫整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夜晚,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时,心里还惦记着病人。那时,他家里尚未安装电话。于是,他便经常于深夜步行一站多地的路程,到附近的店铺或部队医院借用电话询问病人情况。开始,值班人员对这位不速之客很不耐烦,时间长了,不禁肃然起敬。
的确,病人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连着他的心。患者病情缓解,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患者病情恶化,他难过得几天不愿说话。一次,一位病情较重的患者需要换置新鲜血浆,这时,正赶上陆大夫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他三次给实验室打电话,询问患者的情况,并将宾馆的电话号码告诉实验室的同志,嘱咐他们:“病人的病情若有变化,请随时叫我!”一个医生的高度责任感,都凝聚在这几个普通的字里。
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血液病专家,陆大夫时刻关心的是病人,是血液,是骨髓。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广泛成立了非血缘关系骨髓移植登记组织,使白种人有1/3的机会找到配型相同的骨髓供者。我国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3.3万人,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从亲属中寻找骨髓供者的难度越来越大。为此,他说:“在无偿捐献骨髓方面,西方不少国家走到了我们前面。其实人体的全部骨髓有3000克,而一次只需捐献10克。人应该有爱心,这是一种文明的标志。我愿献出自己的骨髓。”1992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非血缘关系供者骨髓移植工作领导小组成立。陆大夫不仅率先在“骨髓移植无关供者登记卡”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奔走呼号,呼唤人们献出少量骨髓,挽救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爱心是无价的”
社会上常有这样的现象:病人一住院,总要私下打听,该送多少“红包”。可这里的病人都会说:不用。
“如果一个医生对他的病人充满了爱心,他是绝不会收‘红包’的。因为爱心是无价的,人格也是无价的。”陆道培所长经常这样教育所里的同志。他认为,不讲医德的医生是不合格的。血液病人大都有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接受病人的馈赠,岂不是乘人之危、取人之财吗?
正气来自大家的努力。所里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是这样严格自律的。有些病人不相信,为了送礼,患者家属煞费苦心;而为了拒收,医生们也伤透了脑筋。
一位从外地来的患白血病的孩子住院了,他父亲趁天黑把几瓶茅台酒送到了郭乃榄大夫家里。一边是坚决要送,一边是执意不收,几个回合下来,郭大夫急了,把送礼的人轰出了家门。从那以后,这位家长总是躲着郭大夫。后来,患儿的病情恶化,郭大夫几天几夜守在医院不回家,全力抢救。这一切全被患者父亲看在眼里。离京之前,他噙着眼泪说:“原以为不给大夫送礼,大夫就不给好好看病,上次您不收我的东西,我就有了别的想法。没想到您这上了岁数的人也几天几夜不回家。”
这样的事太多了。刘素贤大夫告诉记者,一次,一位患者家属悄悄跟在下班回家的她后面,准备把礼送到她家里。偏偏凑巧,在半路上她到银行去办事,临出银行门时发现了这位“盯梢”者,刘大夫只好躲了起来,直到那人失望地离去后才回家。至于拒收了多少“红包”,所里的医护人员谁也说不清,因为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架天平:医德重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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