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要立足于发挥优势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谈⑤

　　“集约”要立足于发挥优势
蒋亚平
“集约”二字所蕴涵的意义，远比人们想象的丰富和复杂。作为一种理想中的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大都是把它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但是，健康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往往包含更多的因素。比如，农业发展中，有限的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很多时候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在考虑经济增长方式时，必须重视这个因素。
在几千年的世界农业史上，中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一直很高，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即便在当代，我国传统农业的耕作技术，包括相当一些地区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依然在世界上无人匹敌。
近些年里，人们往往把规模经营，把机械化等同于“集约”。至少在农业领域，这不准确。实际情况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比如在北美、澳洲等地，农地经营规模之大，机械化程度之高，令中国人瞠目。但是，论其耕作技术，土地单位产出，却是相当粗放的。
也有公认的经典“集约农业”。如以色列以滴灌为显著标志的沙漠农业，包括一些西北欧国家的农业。其劳动生产率之高，土地产出率之高，二者结合之完美，中国莫比，北美、澳洲诸国莫比。
这里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的三种方式：中国的精耕细作，北美、澳洲的相对粗放，以色列、西欧诸国的经典“集约”。在这不同的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三种不同的资源禀赋：中国人多地少钱少；北美、澳洲人少地多钱多；以色列、西欧人少地少钱多。就整体而言，中国也许永远达不到北美、澳洲的规模；北美、澳洲有再多的钱，也犯不上像以色列那样全面搞滴灌；以色列永远也不可能像中国目前这样，用那么多的劳力从事农业。
由此，我们对经济增长是否“集约”，如何“集约”的认识，又可以向前走出一步：除了考虑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一类的因素外，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包括对这方式转变速度的选择，从根本上应当取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这些要素的条件，取决于是否真正意识到并且发挥了自己特有的资源优势。脱离了这一点，为“高级”而“高级”，为“集约”而“集约”，结果可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４０多年的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这样的教训不算少。
这绝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就中国经济、中国农业的发展来说，确确实实存在着如何从当前的相对粗放，走向今后相对集约的选择。目前各地存在的抛荒撂地、粗放经营，不胜其数。大量存在的中低产田，更是明证。
仔细剖析国情，中国农业的“集约”潜力，更是深厚无比。在东三省、大西北，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应当成为主要的农业耕作方式；在特大城市郊区和沿海一些经济超前发展地区，滴灌、喷灌一类的技术，各种替代人力的机械，则是“集约”的主要内容；在绝大多数传统的农区，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更多的应该是在适度规模基础上，充分利用富裕的劳动力，利用各种科研成果和增产措施，如良种、化肥、薄膜等，包括进一步变革耕作制度，来获取新的提升。
相比之下，工业的“集约”有所不同。工业的集约化比农业少受环境、资源条件的局限。而且，对农产品生产看起来腿短的资源禀赋，可能会使某类工业品在市场上光宗耀祖。比如，由于人多，劳动生产率不高，中国的主要农产品不大容易同国外农产品竞争。但是，同样由于人多，劳动力成本低廉，却可以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在这个意义上，盖工厂也罢，种庄稼也罢，是否集约，何时“集约”，如何“集约”，又是一个理：即立足于自己的资源禀赋，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的“集约”，才能对经济增长有实实在在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