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照日月刚正炳千秋——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丹心照日月刚正炳千秋
——纪念陈云同志逝世一周年
韩光
时如流水。转瞬间，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时常夜不能寐，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陈云同志在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４日《陈云文选》出版发行的当日，特意为我签名赠书的感人场面，又无数次地端详他老人家８３岁时为我题写的唐诗《枫桥夜泊》。睹物思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一）
３０年代初，我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那时，由于地下斗争条件恶劣，我们仅能看到党的地下交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传来的一个叫《斗争》的秘密油印刊物。正是从《斗争》上，我第一次知道了陈云这个名字，但对他缺少更多的了解。１９３６年，党派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期间，经常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马列书本，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听者不明白，最终也不知讲的是什么。而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比如，他讲红军长征问题，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讲这些党内的大事，对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和刘仁、李范伍、林纳等同学经常讨论史平同志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我们猜测他一定是中央领导，为了工作需要才改了姓名。不久后我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史平就是我从《斗争》上知道的陈云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回到国内，先在新疆工作，后来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那时，陈云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工作上没有多少联系，但从文件和报纸上不时看到他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报告、文章，感到非常亲切、非常精辟，从中得到很大教益，使我比较具体、比较完整地理解了作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肩负的任务。从此，陈云同志成了我最敬仰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二）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我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常务书记（设在晋察冀，由晋察冀中央局代管）。９月底，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晋察冀边区到达沈阳，与东北局书记彭真、委员陈云和伍修权等同志见了面。１０月初我受东北局委派，前往大连，向苏联军事当局交涉我山东、华北部队借道大连进军东北的问题。事后，我返回沈阳，向彭真、陈云同志汇报大连之行的情况。他们认为大连的形势很好，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打开我党工作的新局面，当即决定派我到大连任市委书记，并要伍修权和肖华同志从山东来的干部中优先选派一些人，同我一起去工作。彭真同志指示，要抢形势，搭起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机构的架子，尽快开展工作。陈云同志指示我，要充分认识苏军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
１９４７年春末，陈云同志作为南满分局书记，在临江主持召开了一次辽东地区省地委和区党委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土改问题，大连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由我单独向陈云同志进行汇报。他听后说：你们那里农业人口才４万户，而城市人口２０多万户，可见农民不是主体，土改晚些搞也没关系，要紧的是先把党的工作、工会工作、工业、公安、支前工作做好。关于苏联方面内定大商人迟子祥任大连市长的问题，陈云同志分析说，这是苏联出于外交上的需要。如果用我们的人当市长，就会给美、蒋以口实，攻击苏联破坏条约，将大连行政权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造成外交上的被动。苏方用当地商人作市长，例行公事，既不影响我们控制大连政权，又可堵住美、蒋的嘴，我们何必计较这些。
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大连市委在美蒋特务不断干扰破坏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各方面工作，组织和发展了军工、军需工业，并带动了整个民用工业；同时，还采取中苏合营的形式，恢复了大部分大型工业企业的生产。在东北３年解放战争中，各地战火纷飞，唯有大连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和平局面，生产了大批军工军需产品，为支持东北、华东和华北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仅大连建新公司就为前线生产炮弹５０余万发，引信８０余万枚，弹体中碳钢３０００多吨，无烟火药４５０吨和迫击炮１４３０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亲笔写信给我，对大连市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表示感谢；副司令员粟裕同志在谈到大连的军工生产时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三）
１９７８年，我在国家建委工作，负责抓宝钢建设。宝钢是个特大引进项目，对全国、上海都关系重大。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像这样一个２００多亿元的大工程，按道理本应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可行性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但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展得较好。可是，社会上对此一直议论纷纷，全国人代会期间又有不少代表提出质问。到底是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大问题。
就在这时，陈云同志专程来到上海。当时，他是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考虑，他回到北京，主持召开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明确表示，对这个项目要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然后，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补救措施，如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外部的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河道治沙以及一机部的协作配套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要买技术，买专利；要抓好提前练兵，对焦炭的灰分含量、铁矿粉的含硫量等问题要及早研究解决。另外，他拍板确定，宝钢由国家建委总抓。负责人第一是谷牧同志，第二是韩光同志……在讲话中，他要求对宝钢要严格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说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他还主张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因为建成以后，要依靠他们来工作，必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
陈云同志这些指示，矫正了人们在这一特大引进项目上的“七嘴八舌”，也给予我极大的信心。在宝钢建设期间，我一年去上海两次，认真贯彻了陈云同志关于严格要求、要培养自己技术队伍的指示精神。历史已经证明，陈云同志关于宝钢的这篇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四）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不久，我也被选为中央纪委常委，又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一严肃的政治论断，在我们党的建设史上，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深刻的理论性问题。这一远见卓识，在全党同志心灵深处敲响了警钟，也是他领导中央纪委工作的重大指导思想。
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陈云同志在抓党风党纪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突出的是一个“严”字：从严要求，从严执纪，从严治党。１９８２年初，当他看到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有的干部提供保护从中牟利的信访简报后，立即批转中央常委同志，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小平同志看到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正是在小平、陈云同志的决心之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才在全国范围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起来，有效地遏制了这股歪风蔓延的势头，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陈云同志抓党风提倡“严”，尤其强调对领导干部要严。他多次提出，对整顿党风这件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对于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
１９８５年，福建晋江地区发生制售假药的案件，涉及当地的一些领导干部。中央纪委在查处此案中遇到阻力，陈云同志在当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晋江地区制造、销售假药，那个地区的党委熟视无睹，甚至包庇、袒护，如果不追究那里党委的责任，就丧失了党的立场。”在陈云同志的支持下，这一案件终于得到了严肃处理。
在我与陈云同志接触的几十年里，我深深感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贯穿着他的全部言行。对实事求是，他自己的体会是１５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认为，这１５个字，正是他的思想精髓，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而努力奋斗。
丹心照日月，刚正炳千秋。陈云同志的求实精神、高尚品德将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