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宏观决策的参谋——记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教育宏观决策的参谋
——记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本报记者毕全忠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十年，他们为国家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咨询意见和可供选择的对策方案。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少已转化为国家的决策，“出台”实施。
为培养应用性高层次人才出谋
学位制度建立后，我国培养出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可都是按照学术性研究人才的培养方式进行培养。从大学本科毕业经硕士到博士“一气呵成”，但实践经验很少。农科出来的是农学家，而不是高级农艺师，医科出来的是医学家，不是高明的医生，法科出来的是法学家，而不是高级法官。能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应用性高层次专门人才怎么培养，很多人感到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亟须作出决策。这一问题被列为“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由成立不久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承担。
“中心”首先开展现状调查。他们组织了１００个单位的６００多名研究人员，对１０个学科、１０多个行业的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的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从调查中获悉：由于缺乏高层次应用性专门人才，大量先进的科技成果得不到应用、推广，许多重大实际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一些引进的设备和技术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调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现代化建设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缺乏合格的应用性高层次专门人才。这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中心”根据各行业现实与未来的要求，提出了“多种途径培养”的对策，并归纳出６条培养不同类型、不同规格人才的可供不同行业选择的途径。这些途径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改革研究生教育、开展在职人员的规范化继续教育、实行第二学士学位等新概念、新措施。“中心”还选择了四个学科和行业，组织五所大学及企业、法院等实际用人部门，进行多途径培养的试验。两三年后，即取得很好的效果。至此，为时五年的研究才结束。研究报告立即得到很多领导部门、专家的高度评价。中央领导同志看后充分给予肯定，并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研究转化成了政府的决策。
９０年代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更能体现“中心”宏观决策研究作用的项目，是为我国９０年代乃至下世纪初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提供咨询建议，并参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实施意见”的研讨与起草。
这个项目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到１９９３年结束，是个大“工程”。要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历史；中国、世界。“中心”为此做了大量的分析、论证，处理的数据达１０００多万个。“中心”的研究报告从分析我国的国情出发，在９０年代教育发展的战略思想上提出了低重心的教育结构选择，即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到突出的位置。“中心”对各类教育的发展目标、途径和改革的思路、对策以及教育发展的保障措施，也做了大量研究，为“纲要”及其“实施意见”，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中心”还对全国２０００多个县经济文化发展与普及义务教育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在确保教育投入的条件下到２０００年，经过努力我国８０％左右的人口居住地区可普及９年教育。
对本世纪末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提出了６００万至６５０万目标建议，被《纲要》实施意见采纳。
《纲要》是教育宏观决策的一个范例。
面对挑战的对策
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及时提出正确的对策。为找出对策，“中心”从１９９２年起，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讨，澄清了一些比较模糊的认识，提出的处理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关系的若干原则，得到了教育界的认同，并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关于教育体制改革部分的起草作了专题准备。１９９４年，“中心”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联合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意义重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总干事马约尔、助理总干事波尔等主要官员都前来参加。这些研讨，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高等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的研究，也是“中心”所开展的面对挑战的对策研究。他们提出应提倡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以及大企业共建或联合办学，高校应积极为地方服务。这些建议，已变为政府的决策，并开始实施。
为迎接２１世纪的挑战做好人才和智力准备，“中心”从８０年代后期起一直十分重视面向２１世纪的教育的研究。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召开了“面向２１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教育要由使人“学会生存”，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到“学会关心”，学会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社会、关心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等等，在教人掌握知识的同时，更注重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培养。这成为当代教育观念发展的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