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村的棉花播种看“重社轻组”问题——记中共河北省沙河县第二区委员会书记奚举的谈话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一个村的棉花播种看“重社轻组”问题
——记中共河北省沙河县第二区委员会书记奚举的谈话
前几天，听说赞善村还没有完成棉花播种任务，我觉得好奇怪。
在沙河县第二区说起来，赞善村是个先进的村子；特别在西半区的几个乡，这个村是数得着的。往年，在每个运动里边，这个村都占先。今年，全村六百一十三户里边，已经有一百五十三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成立了七个社），还有二百四十三户在常年互助组里面（总共三十三个组），其余的绝大部分也都组织了临时互助组。村里有四十二个共产党员，工作比较积极的大约占四分之三，有二十九名入了社；其中乡总支书记高会的工作一向认真负责；支部书记张万兴是个转业军人，老党员，工作一贯积极；副乡长高成也是个老党员，挺有能力；乡政府秘书裴根锁也是一个好党员，大公无私，没向困难低过头。下剩的十三名党员都在常年互助组里。无论从党组织的情况来看，从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来看，从过去的工作基础来看，都得说这是一个好村子。可是，在最近的棉花播种工作方面，这个村却落后了。按播种面积来说，去年全村种棉花二千一百亩；今年要按照国家计划，适当扩大一些，原计划种二千六百亩；最近一调查，把各社各组各户计划种植棉花的面积加起来，才一千九百四十亩。附近有些户数很少的小村子，用抗旱点种的办法播种，一个村子已种了千百亩左右，这个村子六百多户，种棉又不算多，而且有很多是用耧耩的，在别的村已完成的时候，这个村还有大部分的地没有种上。这是怎么回事？
到村里一看，原来问题就出在放松了对互助组的领导。七个社基本上已经完成计划了，互助组却还动不起来。
往年，党员都在互助组里活动；有了什么工作，党员在组里从行动上一带头，从思想上一发动，全村就都行动起来了。去年冬天，比较好的互助组转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多党员也都入了社；留在互助组的党员少了，党的领导力量也削弱了。春天，上级一再指出，重社是对的，可是不能轻组；区委也一再提起各乡各村支部注意，社要带动互助组，互助组要带动单干户。这个乡的干部也知道这些；而且支部委员们还分了工，由谁领导哪个互助组也规定好了。可是，知道归知道，分工归分工，就是没有照着做。高成原来的分工是除了把社办好以外还领导四个互助组。我问他几个组播种的情形，他说：“都泡上籽了，行动着哩！”到几个组一检查只有一个组泡了籽，其余三个组连一次会还没开哩。组里的人说：你们连看也不来看看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哩。有一个互助组已经散了，乡干部还不知道。为什么老在喊“重社不能轻组”却仍然发生这样的问题呢？
应该承认，毛病首先是出在我们区委身上。我们对于怎样才能重社而又不轻组这个问题，过去只是按照上级指示向下传达，却缺乏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领导；对于像赞善村这样的村子，总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在领导上也有些放松。在平时，还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到春耕播种运动一开始，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从支部来检查，为什么只顾社，把组撇开了呢？
村支部书记张万兴对我说：“你光说哩，社垮了得负责任哩！上级说过多少次了，办社是办社会主义的事，搞一个就要成一个。这么大事，我还敢离手哩？”
副乡长高成说：“自己在哪个社里，保证把哪个社办好，就算完成了党给的任务了。领导互助组是全村的事；全村的事干不好，是全村干部大伙的责任，主要是脱产干部的责任。脱产干部一个月拿十五万元的津贴，就该多做些事。以后村里开会，不要多叫俺了；我没脱产，社里事多，离不开。”脱产干部就说：“拿十五万元就算有罪了？把这十五万元拿去，大家分分吧！”几个乡村干部都是这样想、这样做：你搞你的社，我搞我的社；社搞好了，能多打粮，多分红，受表扬，既能多挣工分，又能显出自己来，“功利两得”。
他们还说：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要是把互助组也都搞好了，这还能显出社的啥优越性哩？就得有些分别！
从这些话来看，抛开互助组的根本原因，是乡和村的主要干部思想上有问题。他们还不了解办好互助组也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一部分，不了解要想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必须把互助组也办好；同时还夹杂着个人主义的情绪，追求个人光荣、个人有利，缺乏集体主义的精神和全局观点。
因为乡村主要党员干部有这样的思想，一般党员和群众也就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在互助组的十三个党员，看到互助组被看轻，也不积极了。王继光说：“我们互助组，怎么也不沾。还是社好。把互助组领导好也不怎么光荣。”
从乡村主要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来看，也有问题。
他们都说：拔不出腿来啊！社里的事难整，干着急没办法。实际上，从乡总支书记高会的起，几个主要干部每天都是在社里盲目地做一些日常事务工作，连派活、记工的事都包揽起来，不能发挥大家的力量和集中群众的智慧。几个主要干部也很少在一起商量。越是缠搅到社里的琐碎事务里边，也就越没时间开会研究问题。要开支部委员会、支部大会，总是不到夜里十点以后找不齐人；有的人，干脆就不参加支部会了。他们说：工作紧，任务这么重，还顾得上开会？上级布置了工作，不能不开会，才召开扩大干部会和群众大会；他们就用这些会代替了党内的会，把党员降低到一般农民群众的水平。在这些会上，社员们因为“忙”社里的评分、记工、派活等等事情，老是去得晚；开会的时候，社里的干部还总是说：快散会吧，我们还要回去研究社里的问题哩！因此，主要干部说了话就散，也不发动大家讨论。这样为开会而开会，啥问题也没解决。
这样，有的社有好经验也不能交流。像裴根锁领导的第四社，劳力使用得合理，社内五六个党员团结一致，互相商量，把社巩固得很好；在全村最先开始播种棉花，全社三十四户，种了二百多亩，早已种完了。可是，他们既没有受到表扬，也没人注意他们的经验。有好经验推广不到别的社去，大家就还是盲目地忙乱着；已经有的好经验，也不容易更充实、更提高。
这样，支部对党员和群众也都放弃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进行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支部大会，原来规定每月开两次，已经有一个半月没开一次了。他们说：学习、教育是冬天的事；春天忙起来了，还顾得上这些？村子里的黑板报上，还写着二月间普选时候的旧材料。这个村分十片，有十个屋顶广播筒，另外有一个总的广播筒。过去，这些广播筒一个喊，十个接，起了相当大的宣传鼓动作用。现在，只剩一个还用着，只是开会叫人。宣传工作没人领导，宣传材料没人供给，就停顿起来了。社里原来也规定每月上两次政治课，也很久没上过了。
因为社里忙乱，加上放弃了政治教育工作，社外群众就对社不满意，有些社员的思想也就不稳定了。因为开群众大会时社员老是到得晚，社外群众就反映：说社好，光拿开会来说就不提气！村里的民事主任宋克明入社后在社里忙得不得了，连民事主任分内的事也不干了。人家有了纠纷找他调解，他就“一推六二五”：“去找乡政府吧，俺社里的事还弄不清哩！”群众为这也很不满。互助组不带劲，整个村子里的社会主义空气稀薄了，社有些孤立了，有些社员也就又动摇起来了。
我参加了他们的支委会，向他们检讨了区委领导的缺点，和他们一起研究了改进的办法。
一、改进领导方法。由支委和挑选出的另外十二名党员组成村里的合作互助委员会，有计划地通盘地领导社和组，交流各社之间、各组之间的经验。社里发生重要问题的时候，集中力量解决社里的问题；研究出办法来仍然交给社里的社长、队长等去做，不再由乡干部直接包办；在一般情况下，社里的事要依靠社长、会计、队长去做，分出一定的力量经常注意领导互助组。支委会每月要专门研究一次社和组的问题。
二、抓紧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首先是预算社里的增产账和各户社员的收入账，总结社在春耕播种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性，从政治上影响互助组，带动互助组。以进行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的支部大会要按期开，当前以学习河北日报上关于好党员田景秀、不好的党员乔多奎的讨论为主要内容。黑板报、广播筒的工作也要恢复起来，由支部副书记和宣传委员负责领导，供给材料。
三、给互助组以具体帮助。社里农具比较多，有耩棉花用的耧是互助组里没有的，要在不影响社的生产的原则下借给互助组用，帮助互助组提早完成春耕播种。
四、社和社、社和组、组和组、社内的队和队、社员和社员之间要开展爱国增产友谊竞赛。
当天晚上，就先在一个社试了一试，主要干部不参加会，只在主要问题上对社里的骨干提示一下意见，看社里的事究竟办得怎样。结果，社里处理问题、安排工作也没出什么岔子。过去有乡主要干部在社里“把着”的时候，社里的人都不大发言，听他一个人家长式地指挥。他不在，大家发言反倒积极了。这一来，乡主要干部也觉悟了：社里原来并不是离了咱就啥也干不成。乡和村的主要干部检查了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又从社内的日常琐碎事务中脱了身，就加强了对互助组的领导。第二天，就有七个互助组开始播种了，其余的互助组也都泡上籽了。这样，这个村的棉花播种任务只比原定计划迟两天完成。乡干部们说：要是不纠正，还不知道要拖到啥时候才能完成呢！我们这里原来是头类乡，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了二类乡了。再不改，慢慢就会变成三类乡，已经露出这样的苗了。张万兴说：要是不扭这一下子，互助组搞不好，社也不保险。组垮了，社孤立起来，群众不满意，社还能巩固？以后区委多像这样领导我们就好了。
（燕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