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犯了“激进主义”错误吗？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辛亥革命是犯了“激进主义”错误吗？
李炳清
内容提要：今年是辛亥革命８５周年。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一个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都是超前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它不仅打断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而且是近代中国落后贫穷、动荡不休的根源所在。所谓激进主义的提法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为了维持反动的专制统治。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改良必然失败。当改良无法解决矛盾时，就会爆发革命。即使是失败的革命，其积极作用也不容否定。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
今天，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８５周年的时候，有必要强调，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正确地评价孙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者的历史地位。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对于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是必需的，而且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继承爱国革命传统，以及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都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所以强调实事求是，是因为存在着不实事求是的评价。近两年来，有人竟认为，本世纪初，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大促进资本主义，但孙中山等人偏偏要起来搞反清革命，结果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于是又一次错失了走向近代化的良机。戊戌维新派也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好，他们都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应该承担延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责任，等等。应该严肃地指出，上述的提法是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情况的。
一、清政府的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
清王朝为了维持反动的专制统治和进一步适应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需要，于１９０１年初宣布实行“新政”。１９０１年４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奕劻、李鸿章、刘坤一等为大臣或参赞，作为筹办“新政”的主持机构。
“新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反动统治，所以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编练新式陆军和警察，加强对人民的镇压。１９０３年，北京成立练兵处，地方成立督练公所，各省先后编练新军。编练新军的结果之一，是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军阀。由袁世凯所控制的北洋新军，在１９０５年已练成六镇（师），以后又不断扩充发展，成为清王朝镇压人民革命的主要工具。袁世凯也成为新兴军阀中的最有力者。以后，清王朝还制订了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庞大计划，未及完成，它就灭亡了。１９０５年，清王朝在北京设立巡警部，地方也开始编练警察。
依照帝国主义在《辛丑条约》中的规定，清王朝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便利各国公使经常对它发号施令。外国顾问在中央和地方以“帮办新政”为名，控制中国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等大权。清王朝还颁布了一系列所谓“振兴实业”的章程，规定“华洋官商一体保护”，实际是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敞开大门。“新政”的推行，表现了清王朝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和反动政权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此外，清王朝还采取了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裁冗员、设学部商部等项措施，这些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并不打算对封建专制统治作根本的变革。旨在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新政”，并未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随着“新政”的推行，随着“新政”的巨额的开支以苛捐杂税的形式落到人民身上，使广大劳动群众进一步贫困和破产，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至于预备立宪，更是一场骗局。１９０５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梁启超、杨度、张謇等人为代表，积极鼓吹君主立宪。１９０６年，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的君主立宪派为促进清政府立宪，先后组成预备立宪公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立宪团体。次年，梁启超等人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发表宣言，以确定立宪政治、国人有权参政、指陈内政外交、增长政治知识与道德为宗旨。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在张謇等人领导、组织下，曾先后３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但由于清政府本无立宪诚意，未被接受。１９１１年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中不少人深感失望，与清政府的矛盾逐渐加深。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立宪派看到清政府大势已去，遂乘机脱离清政府，投向革命阵营。由此可见，认为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会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说法，是毫无历史事实根据的。
二、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前提和保证。那些持所谓激进主义观点的人恰恰对此避而不谈，反而从外国人早年的著作中搬来的被视为时髦的观点，以为只要依照清王朝的“新政”、立宪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似乎也可以近代化，他们怀疑辛亥革命的必要性，甚至指责革命反而把事情闹糟了。
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还是经过立宪改良，保持清朝统治，这是近代中国长期争论与斗争的一个焦点。要说清这个问题，应当回顾一下历史。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由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希望在遵守不平等条约、不触动封建制度要害的条件下，实现所谓“自强”、“自立”。结果，中国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迫，艰于成长。经历３０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导、启迪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应运而起。他们要求清政府自上而下变法改良，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奖励民族资本，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一手握着光绪皇帝的诏书，一手举起孔学为护符，表面上雷厉风行。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略施还击，维新运动短短一百天就迅速失败了。这说明同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求独立富强，实现近代化，走改良的道路，哪怕进行枝枝节节的改良，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大胆地假说一下（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说的），如果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把中国“自强”、“自立”，中国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等重大问题解决了，那末，辛亥革命就不会出现了。历史的事实是，在２０世纪初期，革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前进所必需，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由来。
辛亥革命前，逃亡国外的康梁派、国内的立宪派都因为害怕革命，极力要求改良清政府，保持清政府，扑灭革命于无形。康有为说，革命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梁启超说，革命是要“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立宪派的首领张謇说，革命派实属盗贼之流，六朝五代分裂惨祸，会要重见于今日。他们一致断言，爱国救亡，只可以走立宪改良的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让清政府挂上立宪招牌，继续保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主柱。按此道路走，中国只会依旧黑暗下去。
公正的史学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去肯定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但必须正视当时的严酷的历史实际：不经过革命就无从根本变革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历史学的任务是研究已经过去的社会生活里的事件，其出发点只能是既成的事实。我们正是根据这种客观历史事实来评价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的。认为通过改良的道路可以致中国于近代化，这不知如何来看待从洋务运动到立宪派本身一连串失败的历史。
三、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不但推翻了清朝政府，还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破天荒地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半个世纪前曾很有感慨地说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的话，说得多么中肯。
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皇帝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辛亥革命把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打倒了，这就大大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精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民主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人民中间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并为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人民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以后，一切想要在中国恢复君主制度的反动派，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大总统，还要做“洪宪皇帝”，封建余孽张勋，也曾经拥戴溥仪重新登上皇帝的龙座。但是，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袁世凯做了８３天的皇帝梦就进了棺材，张勋的复辟丑剧也只演了１１天就可耻地收场。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那些反人民的丑类。
虽然，辛亥革命由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最终失败了，“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引自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４卷第６７３页）
无论是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作用和进步意义。无产阶级还应当力求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对民主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９０诞辰时作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