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文本”游戏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漫说“文本”游戏
袁济喜
在当前中国的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２０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的“文本”理论颇为时兴。“文本”（ｔｅｘｔ）（又称作“本文”）这一概念大致是指有别于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作品而言的语言系统。按照后现代主义文化论者的解释，过去被视为思维和认识工具的语言，而今在作者创作中成为本体，由它赋予现实以意义，决定创作的价值所在。简言之，这种语言拼缀而成的“文本”由于脱离了思维的支配，可以进入一种自由游戏的境域。
一种新说在介绍进中国后，见仁见智自所难免，重要的是要对它的本义把握清楚，了解本国的文化传统与其有多少相似之处，然后再进行分解、吸收，这是中西文化融合交流的正确途径，也是近代以来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鲁迅、朱光潜等人所着意努力的。遗憾的是当前许多人对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说往往不加分析，尤其是对中国的语言文学系统缺乏了解，就匆匆忙忙地滥炒一通。这种状况促使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中国固有的汉字系统作一些寻绎。
中国文学的基因是它的汉字系统，与西方英文、法文等表音文字不同，中国的文字最早是从图画文字演化而来的，是一种表意与注音相结合的文字系统，汉字对意义的表征与胶着，较之拼音文字更为密切。中国的文学理论历来主张语言受意蕴的驱使，从《庄子》、《易传》到魏晋之际的“言意之辩”，中国古代哲人反复强调意为言主、“言不尽意”的观念，倡导审美中紧紧扣住意义本体，不必拘泥于文字和形象，著名的“得意忘言”命题就是由此生发而来的，中国美学意境论也深受其启发。可以说，中国美学的精髓是意境论而不是“文本”论。这是由汉字独特的结构和语言学理论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人审美与文艺创作的特征。
当然，一方面“言不尽意”，另一方面“意”又必须通过“言”来表达，这就难免产生“意”与“言”两者孰重孰轻的问题。而语言一旦产生，它本身也具备了审美价值，尤其是汉字的单音独体性，比诸英语和法语等西文的字母表音结构，在押韵、对偶上更具形式美。文字本身的形式美，往往被人们用来作为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特征，俄国结构主义文论正是据此立论的。中国古代文学至汉魏之际，五言诗和骈文的兴起以及音韵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始注重文学本身的语言形式美。
当然，中西美学和文艺理论自古以来就有不同之处，我们不能用中国美学的尺度去套西方美学。我们只是想说，中国的语言和文学理论在对待“文本”这类问题时，与西方是两个路子。著名文字专家唐兰先生就说过：“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不顾中国的特点去搬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的笑话。另一方面，从中西方语言发生学来说，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与工具，这个基本定理是不可改变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语言革命”中，语言与人类的关系出现了反客为主的现象，在“文本”中呈现的语言不是作者的思想观念，而是一堆杂乱无章意绪的拼贴，作者成了游魂散魄。这些观点表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当代电脑信息语言控制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现象的委顺与认同。这种丧失主体性的“文本”游戏势必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和“文本”说传到中国，往往与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游戏人生，游戏文章风气相配合。这几年中国的创作与评论界，形式主义文风盛行一时，文学在剧变的社会现实面前，变得有些不知所云。就这一点来说，滥炒后现代主义“文本”说对中国文艺现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学主体精神衰落时，便是文章游戏之时，然而真正的理论与创作往往是在抵抗这种流俗中产生的。面对中国文坛目前纷繁复杂的现状，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人格和理论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