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为写作而来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艺与人

　　天生为写作而来
计泓赓
一位８６岁高龄的老人，仍然不停地写呀写的，通常每天要工作６小时，你能想象吗？
萧乾从他阳台工作室迎了出来。真新鲜，我只见过有把炉灶放阳台做菜做饭的，或在阳台搭个铺什么的，可还没见过在阳台办公的。萧乾看出了我们的惊讶，诙谐地说：“这是我的‘象牙之塔’，一个多月前才搞起的。我爱人怕我在家写作晒不到太阳，就想出了这个办法。这里光线好，阳光充足。”
我初识萧乾是在半个世纪前。那时我仅是１８岁的小姑娘，萧乾也不过３６岁，可我对他已是高山仰止了。因为就是杨刚、子冈、萧乾等这些大公报名记者的华章，激发了我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吸引我、影响我这个刚考入大公报不久的小小练习生，斗胆要求从经理部调到编辑部，好心的费彝民经理成全了我这个与他非亲非故小姑娘的愿望。于是乎，在上海厚德大楼大公报编辑部，我见到了早就仰慕的萧乾。那时他刚从英国回来，不坐班，每周来编辑部开一次社评委员会，负责写欧美问题的社评。当时我在地方通信版给主编当下手，每天要给各地通讯员发不少信，萧乾来开会时常常请我帮他代发一些信，多半是寄国外的，有时还留下一笔邮资请我代理。我和他仅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接触，以后再未谋面。
悠悠岁月，漫漫人生，当年的小姑娘已变成老奶奶，萧乾则早已是中外闻名的大记者和大作家，且已８０多岁了，他还能对我有一丁半点儿的印象吗？待到我递上名片，他定睛注视着我的姓氏，思索了一会儿，终于从记忆库里调出来了，“噢，是计小姐吧……”
正是惊人的记忆力，尽管文革动乱年代他多年的日记、资料、照片均被抄得荡然无存，他怀着滴血的心，在废墟上、在记忆库里寻觅着粒粒残存的散落的珍珠。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到过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为纪念二战胜利５０周年，他搜集旧作，并用２２天写了８篇有关二战的新作加在前面，赶在１９９５年５月出版了《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这本难得的书。
他跟我们娓娓而谈，语调平缓，略显低沉。他见我们忙不迭地在记录，以一个老同行的口气关怀地说：“你们如带个录音机来多好，可以从容地采访了。”是的，我们也正后悔没有带呢。
他的几间房都是书，可谓书天书地，以致连沙发和转椅似乎只剩下可以放脚的地方了。“我的很多书都已捐献出去了，现在剩下的多半是工具书。”他又领我们到另一间屋，指指书架上的两排书，说：“这些都是我自写的书，但里面有些是同一本书出了几种版本的。光是《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就出了三个版本。”我粗粗算了一下，不下１００本呢。
他说：“１９９５年我是比较忙一些，８０万字的《尤利西斯》翻译出版了，主要担子是我爱人文洁若挑的，她译第一遍。再是纪念二战那８篇文章，２０多天赶完。巴金主编、上海出版的《收获》，１９９６年要我写６篇专栏，现已写完５篇：《唉，我的意识流》——泛谈我的思想情况；《校门内外》——我读过６个学校，教过５个学校，谈谈我受教育和教人的事，也对教育提出些意见，我反对死背书，主张鼓励独立思考。”
他那么大岁数，钟表的发条仍拧得那么紧，图的是啥？为何又有那么多好写呢？
萧乾坦然地说：“我写稿不图名，不图利，就是想写。”
“那你是爱好写作吧。”
“说爱好又轻了点，因为我也爱好音乐、戏剧等等。”
这时，在一旁的萧夫人文洁若插话说：“写作是他的生命。以前，人家不让他写，他还是写。他老说某某人是天生为写作而来的，我说：你也是天生为写作而来的哩。他的文思不断。”
“那是不是写作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我生命的重要部分。我能写就写一点，我希望能握着笔咽气。”
“你有没有算过，总共已写了多少字？”
“我不知道，我也不去算它，因为现在还在写，我想总还有几年好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