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思念——纪念罗瑞卿同志诞辰９０周年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春天的思念
——纪念罗瑞卿同志诞辰９０周年
郝治平
１９０６年农历闰四月，瑞卿出生在四川南充舞凤乡清泉坝，幼时家境比较富裕，有一位知书识理的母亲。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受到家乡著名进步人士张澜先生和共产党员吴玉章、李鸣坷等人的影响，于１９２６年毅然离开家乡，投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１９２７年春，大革命失败后，他历尽磨难，辗转三省，最后在上海找到党组织。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瑞卿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瑞卿热爱生活，生命力和正义感都特别旺盛和顽强。正因为如此，他在生活温饱，前途稳妥的情况下，却为了追求更广泛的社会公正，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前途未卜的社会革命中去。尤其是当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定把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后，他生命中最美丽的东西就开始显现，他生活中最辉煌的时期就开始了。
我跟我的儿女们说过，他们的爸爸这一辈子就像在激流里行船，没有片刻的怠慢或停歇。尤其是党和人民委他以重任的时候，他从不退缩和畏难，反而愉快舒畅，精神百倍。他这一生中，越是艰苦、困难，越是需要独当一面，责任重大的事情，他越是干得出色、漂亮。红军时期他担任红一军团后来是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在革命最艰苦的时期，保卫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和副校长，为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解放后他是建国后的第一任公安部长，为巩固和保卫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１９５９年以后，他到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和其他重要职务，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竭心尽力。他这种积极进取、喜欢迎接挑战的作风，给他的战友和同志们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１９４６年６月，朱德总司令向党中央、毛主席推荐瑞卿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时，说他“是此间优秀干部”“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愉快”。
１９３８年，毛主席叫瑞卿在他隔壁的窑洞里撰写《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一种读书写书的轻松气氛里，毛主席曾经送了两句话给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毛泽东使用这种深奥的东方哲理，是为了表达对瑞卿待人处事严厉无私的一种轻微的责备。应该说，毛主席对瑞卿的观察是准确的。这确实是瑞卿非常突出的个性，而且一生未改。实际上，瑞卿根本不懂得，对革命事业中的任何一件事情怎么能够不“至清”，不“至察”，或者，不清、不察，和“至清”、“至察”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所以，瑞卿虽然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他确实很少做违心的事。他很不懂得避开锋芒去选择一种既不是不对，也不是对的权宜之计。他认为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他就努力去做。当他认为不对头的时候他就要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所以，６０年代中，当国防部长林彪一手遮天时，瑞卿这个总参谋长却偏偏不肯在他的淫威下低头，苦苦抗争，成为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也正因为如此，文革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并指示解放军报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同志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由于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党中央负责人的错误立场而难以发表。他对当时的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同志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虽然瑞卿没能看到这场关系党的命运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后胜利，但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党的改革事业，瑞卿又一次勇敢无畏地战斗过了。
瑞卿对普通人有着深厚的同情心。他总把自己当成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特别注意关心和帮助那些比自己弱小并处在逆境中的人。瑞卿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朋友中间就是有口皆碑的急公好义和有侠者风范。参加革命后，对同志，对劳苦大众，他更是古道热肠，尽量扶助。
１９３０年，瑞卿在红四军第二纵队任政治部主任时，为给毛主席搜集白区的报纸，曾委托一位做邮差的老表到白区去收集。几天后，这位老表满载而归，并向瑞卿交回剩余的两块光洋。瑞卿看到这位邮差薪水菲薄，家小多，生活很困难，便将这两块光洋送给这位老表。这位老表将这两块大洋珍藏起来，一直舍不得花。后来生活实在困难，便将这两块光洋换了四十枚五分的中华苏维埃铜币。这些铜币他每用一枚都要掂量再三。当剩下最后一枚时，他决心永远保留以作纪念。全国解放以后，他从报纸上看到瑞卿已经当了公安部长，就给瑞卿写了封信，并把他珍藏了２０年的这枚铜币寄给瑞卿。后来，瑞卿将这枚铜币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长征路上，保卫局有些干部患了重病，连牲口也骑不了。瑞卿身为保卫局长，不愿意有一个人掉队，便组织人将他们抬着走。在过草地的时候，侦察科长谢滋群吐血，身体虚弱，走不了路。有些同志建议将他寄养在老乡家里，瑞卿不同意，他说，一定要把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随后，亲自组织人抬担架。一师副特派员周贯五未过草地就腹泻，坚持到哈达铺。医生诊断是痢疾，不仅不能走路，连马背也坐不住了。瑞卿知道后便派了一个班将周抬到医院，然后随医院一直到陕北。谢滋群、周贯五常对他们的孩子说，瑞卿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文革后，我们的外孙、孙子相继出世，家里请了来自安徽和我的河南老家的阿姨。吃饭的时候，瑞卿总要叮嘱儿女们，给照顾孩子的阿姨把饭留出来，不要让阿姨吃剩的。瑞卿那时已经进入老年，文革中受了那么多的苦，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好，行动也非常不便，但还关心到这种小事情。儿女们都很感动，说他们的爸爸是最真实的平等待人的爸爸。
孩子们对爸爸都有深厚的感情，因为瑞卿对他的所有亲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
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峪田生在１９４２年１月，那正是华北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寇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日本鬼子调动大批军队，对根据地实行合围扫荡。在扫荡中日本鬼子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分娩刚刚１１天，便赶上了“反扫荡”。部队开始行动，峪田被放进一个临时找来的垫了棉垫的箩筐，盖上棉被，由通信员背着走。这一天，风雪漫天，滴水成冰。我的头发和眉毛上都结满了霜花。我真不知道出生１１天的婴儿是否能在这冰天雪地中活下来。部队在转移，刺骨的西北风咆哮着像是要把女儿一口吃掉，沿途没有避风的地方，我连看看孩子的机会也没有。我心痛如绞，但毫无办法。瑞卿也十分担心女儿的处境。他骑着马来到我身边，解下他马鞍下的一块油布，搭在装女儿的箩筐上，来不及说上一句话，就策马而去。这天傍晚，部队在一个小村宿营，我急不可待地揭开棉被看女儿，一看，心都凉了。只见峪田浑身青紫，哭声都没有了。后来是房东老太太把孩子放在热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周身慢慢揉，峪田才缓过来。要不是瑞卿在没有办法时想到了办法，细心地给女儿搭上那块油布，峪田一定被冻死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我在查体时被发现肺上有个影子。动手术后证实是原患乳腺癌转移到肺部。文革中，在秦城住监狱的时候，我得了乳腺癌，因为是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期间，所以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做了手术。现在我们一家刚刚团聚，我刚刚与瑞卿相约要好好共度我们的劫后余生。一下子又发现这个病，而且是转移复发。瑞卿忧心如焚，受到很大打击，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他先是鼓励我尽快手术治疗，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在他的精心安排和鼓励下，我的手术很成功。然后，他又做出了第二个决定——出国治腿。他对孩子们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她，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瑞卿的腿也是在文革期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残的。他恢复工作后，这条残腿成了很大的累赘，妨碍他下部队，妨碍他把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更妨碍他实现在有生之年，让中国军队重振雄风的心愿。但他毕竟年事已高，由于治腿有风险，所以一直没有决定。这次，由于我的病，瑞卿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腿治好。他自己给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写报告。等我知道时，一切已经安排好了。７月份，在我手术后刚刚四个月的时候，我陪瑞卿登上了出国治腿的飞机。
起飞前，瑞卿高举起双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送行的人都热烈鼓掌。
瑞卿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出国治腿期间，心肌梗死突然夺去了他的生命。
瑞卿离开我已经１８年了，想起来真不相信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如今，战胜了疾病和悲痛的我，仍然在享受美好的生活。看到我的人都说，像我这样屡经磨难，大病缠身的人如今能生活得这样健康和充实，真是一个奇迹。我知道，这奇迹是瑞卿创造的。我是在实现他的愿望，他的生命活在我的生命里。
今年是瑞卿９０岁的诞辰。当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窗外已是１９９６年的春天。瑞卿是生在春天的人，他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的一生，永远会给我和我们的孩子，还有他挚爱的祖国和人民，带来像春天一样的希望和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