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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厅少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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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4-05-18
第3版()
专栏:

官厅少年
子冈
三月里的官厅山峡,刮起风来,还没有一丝春意。人们出门还得围上围巾、戴上帽子。一阵风吹过来,眼前黄呼呼一片尘雾,永定河边上的黄沙埋过脚踝。
我的小同伴严春富听说我要在这种天气里拉他出去蹓躂蹓躂,睁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尽笑,成天价捶煤提水的两只发绉的手捏着对襟黑棉袄的衣角,不说去,也不说不去。
倒是官厅水库工程局招待所的另外两位通讯员同志说话了:
“去嘛,有活我们替你干就是了!”
严春富抬眼瞅一瞅我,说出了他的思想顾虑:
“我能给你解释个啥哩?你不是听过了局长的报告,跟着工程师们把大坝、进水塔什么的都看够了么?”
“你比他们更能说呀,”我笑起来,“若不是怕冷,就走吧。”他不再犹疑,我们便踉踉跄跄地跑下山坡去了。
这个十六岁的年青人很自负,一边把双手插在短棉袄左右腰兜里,一边说:
“你说我怕冷?才不哩!过冬也是这件短棉袄,妈给絮的,里面三新!围巾买过一条,可是围不惯,又热、又扎扎虎虎,怪痒痒的,送给我小妹妹了。”
“真是个好哥哥。”我说。
他眼睛眯成一条缝,挺一挺胸脯,嘴里却只像说给自己听似的在叨咕着:“过春节时候我回去了。姐姐出嫁了,也没回家。我好像成了远客啦。爹打听水库的工程,妈给炖肉蒸糕,弟弟要我看他的小学三年级课本,那个小妹妹,哥哥长哥哥短围着我转……”
“做个哥哥可真威风!”
“没有威风几天哪。”他那双穿着大毛窝的脚在松软的黄沙里踢蹬着玩。“后来水库的职工们坐了两辆卡车给我们官厅村的老乡去贺年,我就赶紧搭他们车回来啦。”他顿了一顿,闪着疑问的眼光问我:“你说这是咋搞的,我也才来工程局一年多些啊,倒像是离不开了似的,心里老想着:又来了什么客人哩,客屋里炉子灭了没有,水还缺不缺。……”他又支楞着耳朵听一听河西发电机的轰隆轰隆的响声,嘿嘿地乐起来:“就说晚上在村子里炕上睡觉,也是安静的不行,听不见轰隆轰隆,耳朵里空得慌!”
风小了一点,漫天黄沙舞够了,慢慢静止下来。我对严春富说:“往后,修好了永定河,泥沙也不会这么多了,就别提洪水!”
“什么都会变的。”严春富说。瞥见前面钢筋混凝土浇成的长长的溢洪道了,他手指着溢洪道上的一点说:
“那上面,就曾经是旧官厅村,就曾经是我们的家!”他的一双年轻的眼睛忽然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澄澈,在散射出光辉,本来微红的两颊也更红通通的了。他仿佛相信,凭他的手一指,我就会看见往日在这山坡上错落地存在过的穷山村,其中两三间小土房又曾经是他们一家人的安身处。是的,在他这愉快的一指之下,我也仿佛被领进了童话的世界,记起女巫的魔杖指什么出现什么的故事来了。严春富也许没有听过这样的童话故事,他却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更有吸引力的现实了。
他从小时候起就听惯了人们谈论水的故事。水往往吞没了人的生命和人的劳动成果。解放以前,人们常常看到空谈家们来官厅山峡“视察”,钻探队也到官厅村来生活过一阵。可是永定河的水患依然如故。官厅村的老乡们被骗够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说到做到,一九五一年十月水库正式开工。官厅水库是全部工程的重要部分。官厅村地势高,淹不着,但是这里该修溢洪道。于是,为了下游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服从政府的建设计划,官厅村的五十多家人家便一古脑儿搬了家,搬到八十里地以外的大黄庄去了!为了水库蓄水,将要淹没的怀来、延庆两县上百个村子的六万多人口都陆续迁移了。
我们走在空荡荡的溢洪道里,在这儿高声说话,会有回声。我想,在这个山村里长大的孩子发现了真理:什么都会变的。他带着几分炫耀挂在胸前的官厅水库工程局和工会的两个红黄色证章,不也是“变”的证据么?
“这个溢洪道,有二十公尺宽、四百三十一公尺长哩!我们得走好大一会子。”我的小同伴认真地执行起他的向导职务来了,他说得和工程师说的一丝不差,不过常常加上“我听说”三个字。“我听说,这个溢洪道是拦河坝的保险门哩,若是洪水太大,或是进水塔的闸门有了毛病,就把水放进这里来,然后流走。”他又絮絮地告诉我那个拦河坝的坝高是四百八十五公尺,以后水库蓄水的水高大约是四百八十三公尺。
“我听说,这是海拔公尺,和渤海比着算的。要是从河底算,这坝高是四十五公尺。”
“你真棒啊,说得赛个工程师似的。”
他微微一笑,笑得挺真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王局长要我们每个通讯员学点水利常识。给官厅水库来服务,赶后来说也说不清修水库为了啥,咋个修法,看多丢人!”他又不厌其详地为我描画去年几万工人的劳动场面,“各式各样机器不算,大车六百辆、毛驴两千头也忙着给运材料呢。”
他仰头看看混凝土墙壁的上边:
“瞧那里,以前是个龙王庙,后来作了工地大伙房。这官厅村附近的几个村子,什么也不敷余,就是敷余龙王庙、观音庙的。我们文化班老师说:在旧社会里,反动派治不了水,就骗老百姓拜菩萨。——我们官厅村可是老区,早不信这个了!”
严春富也有着老解放区人民的自豪的气派,这是很健康很自然的情绪。小小的严春富,也参加过儿童团,和敌伪斗争过。他自小就没过过太太平平不耽心的日子,爸爸参加了革命,他有时也帮忙跑腿送信,还得顶个劳动力使唤,种点地,修整果树,赶个小毛驴。“后来倒好,小毛驴也被牵走了,我大娘(伯母)被国民党打死在一个窑洞外边。我们成天不敢挨家,有时大冷天晚上也在山坡石头片上睡,我娘还常是带着吃奶的娃娃呢。”在严春富十一岁那年怀来县解放了,一家子才团了圆:爸爸从外面回村,妈妈领着一群孩子从姥姥家住的桑园回村。
“什么时候你上我们大黄庄新官厅村去看看吧,政府为我们盖的整整齐齐的新房子。”我们在一个山坡上坐下来歇歇脚,严春富向我提议,他似乎顶不喜欢顶不喜欢谈他的过去,他说:“谁高兴说那八百辈子以前的事啊,尽是挨饿受罪的事,去他的吧。”他抓起一把枯草,在手心里揉了个稀烂,扔着玩。
“我家分了十五亩地,大黄庄有种稻子的水地,是解放军开的渠哩,头一年收成不很好;去年收的家家吃不完,我和爹一商量,我家卖了三千斤余粮!”
“你们官厅村不是有二十来个年轻人在工程局工作么?恐怕这些人家是村上最富裕的人家了!”我记起他们村上和这个水库的“血缘”来。
“差不多吧!我一个月也能捎十几万元给家里。”严春富点点头,笑得那么美好。“马富有、马成、范珍、王永珠……有些人学了钻探,有些人学了电工,范珍学了司机,王永珠就是你认识的那个高个子通讯员……”
“范珍不是个模范通讯员么?”我记起工地报纸上提到过他。
“人家是个司机啦,”太阳照得他的眼睛明晃晃的。“我不是说过,什么都会变的啊!不信,再过一二年,王永珠和我,说不定也学上什么技术啦。你没听王局长、王森同志说:官厅水库是个学校,二三年里培养了靠一千个技术人才了?王局长还说:修水库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人,这是我们的两大胜利。”他拍了一下双膝说:“太正确啦!”
我忽然听出了一点他的思想活动似的,就试探他:
“你这小家伙,有点不安心工作吧?做个通讯员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啊!”
“你别冤枉人啊,”他急了:“在我捶煤、添火、提水、打扫礼堂的时候都是那样想的,我高兴为到官厅来的客人服务,虽然我没有为拦河坝添过
一铲料,没有为输水道溢洪道浇灌过一点点混凝土,可是我心里就赛个主人似的。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人小,经历的事可不少。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哪块小山坡上放过羊,我在哪块小山路上赶过毛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在哪些片山地上收拾过敌人。这山里的枣、杏、梨、苹果、沙果、葡萄、柿子可不少,又都是又香又甜的好种,多少官厅村的老乡都是为了舍不得家家的几十棵果树,所以迁移的时候才那么难受。好了,后来政府折价买了树,现在这些树是公家的了。过些时候你还来不来?这些树会排着队似的开花的,总是杏花打头,一片片赛着开。工程师们说:以后要把水库周围种上树,水里养上鱼,人在湖上划起船来,游得那个美!人累了、病了、全可以上官厅来住住。我们官厅可出了名啦,如今休养的房子还盖得不多,参观人可来得不少:中国人来不算,外国人也来得挺多,都来瞧咱们中国人咋样在搞水利基本建设,咋样在建设社会主义啦!”
“瞧你说得够多远啊,离了题了!”
我们站起来向静水池走去,严春富却在辩解:
“没有离题哪,我说我愿意在这儿当通讯员哩。可是,工程是就要完的,不能赖着不走哇。王局长说王永珠和我文化程度太差,所以一来就分配了当通讯员,一边在文化班学习,将来工程一完,知道会分配到哪,学个什么技术呢!”这孩子简直是蹦跳着下的山坡,向静水池那边走去了。到了这个瀑布一样的静水池边,他又给我讲了一阵它的减低流速的作用。然后,仿佛哗哗的流水触起了他的回忆:
“在这里,去年春天正修静水池,修来修去总漏水。后来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大家全哭了,有的察北工人想起斯大林同志派苏联专家给他们治鼠疫的事来,发誓说,一定要修得不漏水才算。后来,他们在冷水里泡了一天一夜,把任务完成了——就这么着纪念了斯大林!”
他接着说,在他的工作中也常常遇到苏联专家。“为他们作点事,他们总说谢谢哩,那怕是送一壶水!他们和我们握手,还送我们纪念章,——斯大林派来的人,就是有些不同呢。”
“你们不是刚刚作过‘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么?”
他想了一想才明白过来:“你一定是看到我们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题目了!”眉宇间忽然显出一点忧愁的神气:“我有多少话要说呀,可就是写不出来,生字不够用,写不成句子!我的语文成绩赶不过算术,想起来叫人生气!”
我忍不住当了他的面笑起来,他瞠着眼,好像嫌我笑得多余。我说:
“别急,慢慢学习,以后你一定很会写呢,写长篇长篇的!”
“我喜欢图画,我们图书馆里的连环图画,被我看够了。”
“你将来一定也能画,只要用心练习,在工程局找个老师也不难。”
我暗想,这样的孩子,将来不但能写,一定也会画的。他依傍着生长的这个山峡、这条永定河,这些品种繁多的果树林,就像是在一幅气魄和色调都不平凡的画里一样。现在这幅画上抹去了穷村破庙,添上了水库——人造湖和发电厂。点缀在这张史诗般的画面上的,还应该有官厅村的这些青少年们,他们有的在大黄庄的新官厅村从事着农业劳动,有的就走了出来,学了不同的技术,作了不同的工作,社会好似向他们打开着大门,伸开着两臂,他们呢,像才出蛋壳的小鸡雏一样,睁开眼睛说:
“咦,世界是这样宽广啊!”
走回招待所的道上,严春富加快了脚步,他又有了新的打算:乘晚饭前他要练一会儿自行车,这是最近几天他要熟悉的一件新事物。
他还曾告诉我,他进行着另一件重大的工作:正在申请入团。二三年来工程局团总支吸收了五百名左右团员。严春富有这个雄心:自己要以青年团员的身分在离开官厅水库后,再到别的建设工地去。
风止日落,山峡间辉映着画师们难以调配的发亮的橘黄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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