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富民六十春秋”——记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活动６０周年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录

　　“志在富民六十春秋”
——记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活动６０周年
冯之浚
“年方八六，不停奔走。志在富民，六十春秋”——这是费老一生学术活动和人生历程的写照。脚踏实地地实践自己“志在富民”的追求，贯穿在费老整个人生历程之中。我有幸在到民盟中央工作以来的１０年里跟随费老学习，获益良多，现仅在我所接触和理解的区域经济范围内作些简述。
富民论
费老的学术研究起始于６０年前，当时，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面对这样一种现实，费老把当年踏入社会学领域的初衷和改变民贫国弱状况的志向结合起来，形成了“志在富民”的终生目标，也确立了“民富才能国强”的基本认识。作为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为富民提供切实有用的服务呢？费老认为：“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江村经济》前言）
为了提供可靠的情况为依据，费老从清华研究院一毕业，就走上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实地调查的艰辛之路。他写出的被国际学术界视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江村经济》一书，就来自对其家乡吴江太湖边上一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从该书在英国出版到建国之前，坚持不懈的实地调查，使费老学术生涯出现第一个丰收期。《禄村农田》、《内地农村》、《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作接连问世，表达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为民解困的情怀。
８０年代初，费老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全力投入到中国的富民大业中去，每年都有１／３左右的时间穿梭东西，奔波南北。在实地调查中，他紧紧跟踪中国城乡的发展变化，忠实记录，冷静分析，写出了一篇篇带着泥土气息、饱含时代精神的行程报告。如《故里行》、《温州行》、《淮阴行》、《海南行》、《侨乡行》、《凉山行》、《镇长们的苦恼》、《小城镇，大问题》等等。从江村到吴江，从苏南到苏北，从江苏越过省界进入东北、西北、西南、华南、中原，费老进行实地调查的社区范围逐级扩大，但始终围绕“富民”这个主题。“志在富民”不仅是费老一生的价值取向，执著追求，也是费老区域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费老区域经济理论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
如今他虽已是８６岁高龄，但仍是精力充沛地奔波在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在刚刚过去的１９９５年，费老用于实地调查的时间为１４８天，行程８万里。谈及此，他欣慰地说：“我在这１５年中继续采取实地观察的方法到各地农村去调查，然后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各地的农民脱贫致富。我觉得高兴的是，想的办法，出的主意，有些已取得了成效。这也使我对自己所走的学术道路有了信心，使我深深感到生逢盛世的兴会。”
“草根”论
国际人类学著名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老《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在作出“里程碑”、“宪章”式的高度评价之余，还指出：“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马林诺夫斯基以他智慧的眼光捕捉到了费老关于中国工业化途径的基本主张和描述。
在费老看来，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基本模式，其中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密切结合，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具有草根一样的顽强生命力。现代化也好，工业化也好，出主意、想办法，规划区域经济发展也好，都不能凭空而来，而要在传统的底子上继承发展，嫁接而生。中国农村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发展，仍然要走工农相辅之路。除了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手工业，更重要的是发展一村或几村联办的乡村工业。这是费老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就提出的观点。他为此而写了一系列有关“乡土重建”的文章，呼吁“现代工业技术下乡”，推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进程走上切实可行的路子。在当年江村蚕丝业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在农民利用现代化机器从事缫丝生产的劳动场景中，费老也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现代工业技术进入农村的生动现实与前景。
由于战乱等历史变故，这个工业化进程后来中断了。直到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继续推进的社会条件，时代又一次提出了农村工业化的命题。在最初一段时间，苏南的社队企业落地生根，迅速蔓延，引发了乡镇企业的燎原之势。尽管此后又曾遇到误解、非议、挫折，有过一段低谷，但费老把乡镇企业比喻为“草根工业”，相信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之路。经过一番曲折和探索，渐渐生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力量，终于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中国乡镇企业终于异军突起，迅猛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的整体飞跃，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社会发展的具体事实证明费老的设想和主张是合乎实际、合乎规律的。费老写道：“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的老框框，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吗？”
“口腹”论
“口”和“腹”的关系，是费老的社区研究进展到区域经济的层次上时，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所谓“口”，是指一个经济区域内的流通条件和贸易进出通道，指这个区域连接大市场的出入口；所谓“腹”，是指这个出入口所能带动和辐射的腹地。“口”的要害是四通八达，货畅其流，“腹”的要害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口腹关系问题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都要求解决好这个问题。
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沧州市，是费老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课题中下功夫较大的一个地方。费老先后五下沧州，多次指出：黄骅港和神黄铁路的建设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口与腹的关系。横穿沧州的神黄铁路，主要任务是往外运煤，运来的煤在黄骅港吐出去。吐出去以后，吃进来什么呢？只出不进，虽然有了口，却发展不起腹地。这种过去常见的有口无腹的局面，不该再继续下去，要及早考虑借口造腹的问题。怎么具体营造这块腹地呢？费老认为，沧州是个传统农业区，这类地方还是要以农为本，首先要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把大农业搞起来。利用劳动力，多产东西，多增收入。东西多了，要卖出去，接通市场，这就要求有人、有机构为农民提供服务，把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组织起来，扩大规模，搞活流通。流通要货畅其流，这就要修路。村村相通，镇镇相联。再从镇到县到市，让其中的人、资金、物资都流动起来，让腹地活起来。这样的思路，是适合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
在对口腹关系的调查研究过程中，费老还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心”的概念。在区域经济当中，县可以看作是个小点的中心，市是个大些的中心。市和市相结合，就形成了区域市场，形成了区域经济，这里边有个布局问题。费老比喻说：区域经济中，要有颗心，有张嘴，有个肚子。心就是中心城市，嘴就是出口进口，肚子就是腹地。肚子要有货，物产丰富，有东西出去，又要有吸纳能力，吃得进东西。心脏是大的集散地，流通中心，具备完善的服务功能。嘴巴要大开大合，四通八达，出得去，进得来。这样运转起来的区域经济，必定充满生机与活力。
抓住“口、腹、心”三要素来分析和研究区域经济是费老的重要思想。在研究如何促进京津冀联合，重塑华北经济中心的问题时，费老注意到天津的重要优势，就是“口、腹、心”三要素的结合。“口”就是天津的港口。历史上天津港地位重要，领风骚数十年，现在又正是发展时期。“腹”就是天津有广大而富饶的腹地。“大腹”是整个“三北”地区，“小腹”也有１００万平方公里之大。“心”就是天津市区，商业发达、实力雄厚。费老认为，天津若能联合华北，联合北京，服务三北，“口、腹、心”共同驱动，必将带来天津的振兴和繁荣。
格局论
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费老的社区研究地域从乡村扩大到城镇，又从小城镇扩大到更广阔的区域研究，再从一个区域发展到多个区域，最终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设想。
为了有利于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费老的区域研究分两个方向扩大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而延伸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十几年来，费老除西藏和台湾以外跑遍了全国。
９０年代初，江泽民总书记曾邀请费老晤谈，听取他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费老从全国经济格局的角度道出了一套想法——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和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枢纽地带，在这里建立经济开发区对促进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设想中的这个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流域为腹地，通过铁路和水运的大动脉沟通西部原材料基地和“三线”蕴藏的技术力量，带动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费老的想法，得到江泽民同志的高度称赞。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格局中，中部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能否加速发展，不仅是中部地区的事情，也决定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能否保持下去，决定着广大西部地区能否跟上全国的发展步伐。为此，进入９０年代以来，费老把对中部地区的跟踪调查列为一个重点课题。我多次跟随费老作中部地区的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到费老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谋划中部发展思路的宏大气魄。费老认为，大陆桥是一个经济走廊的骨架，以此骨架为基础，建设沿桥的经济密集地带，促使大陆桥的交通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是一项战略任务。有了这个承东启西的经济走廊，中部起飞的条件就更好，也有利于西部加快发展。沿着这个走廊，往东可经连云港面向太平洋，往西经中亚细亚直到阿拉伯，那是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部地区的出路确实天高地阔。此外，对华南地区如何保持健康发展、环渤海地区怎样加快发展步伐，华北地区怎样形成经济中心，东北地区如何寻找突破口等一系列有关全国经济格局的战略问题，费老都提出了重要意见，并将这类工作概括为“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
我有机会多次聆听费老教诲，常有“老树春深更著花”之感。而在费老穿村进户，向基层干部和农民请教，写出文章后向同辈和晚辈征求意见的场合，又常能领略到费老“到凌云处终虚心”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