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读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
——读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郭英德
近几年来，杨义先生凭借多年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素养和矫健身手，闯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疆域，撰作出一部４０余万言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史论》）。此书勾勒了中国小说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中国小说叙事学的总体轮廓，透彻地分析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小说形态及其代表作，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敏锐的理论思考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山野气息和野性的生命活力。
注目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以中国古典小说的原生态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综合地考察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特性及其演进轨迹，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小说史意识，这是《史论》的第一个特点。
《史论》作者首先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小说不同于西方小说的本体性质呢？在对中国传统的“小说”一词进行语义学分析后，他指出：涵蕴“小道”的文化品位，不受传统束缚的美学个性，以及故事性、通俗性、娱乐性的文体特征，这就是中国小说独具的本体性质。围绕这一本体性质，《史论》作者从发生学的角度细致辨析中国古典小说的“多祖现象”，从形态学的角度深刻阐释小说出于民间口味和士人风习、兼容史学、神话和子书的互体形态，并且以融合—离析—融合的发展模式描绘出唐代以降古典小说的演进轨迹。
对中国古典小说发生、发展模式的这种整体观照，构成《史论》作者独具个性的小说史意识，这就确定了《史论》作者选择和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作家作品和小说艺术现象的理论框架和操作规程。正是独具个性的小说史意识，赋予《史论》作者以史家的眼力和胆识，使他足以从事真正富于创造性的小说史研究。
根据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不同的研究对象，发掘其各具风神的叙事谋略和千姿百态的文化底蕴，从而研究出小说史的丰富层面，研究出小说史的立体感和动态感，这是《史论》的第二个特点。
展读《史论》一书，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注重把握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从而因事制宜，因人制宜，这是作者得心应手的研究思路。例如，《史论》作者将汉魏六朝小说划分为三个系统，即杂史小说、志怪书和“世说体”小说，各列专章论述。有鉴于杂史小说出入于史籍和民间传说之间的特点，作者从形态学角度，细致地剔析杂史小说与讲究信实的史籍迥然有别的民间传说和主观虚构。针对志怪书牵涉民间原始信仰和方士自神其教的特点，作者提炼出志怪书的神秘主义幻想，着重思考和联想古代典籍中天人关系的模式。而“世说体”小说近乎先秦子书，意在借事言志，立一家之言，所以作者着力抉发“世说体”小说作家的旨趣和才性，把它当作富有艺术个性的作品去解读。
将叙事学与文化学两种思维取向珠联璧合，相辅而并用，相得而益彰，这是《史论》的第三个特点。
从文体的角度看，小说属于叙事文学体式；从文化的角度看，小说是精神文化的产品。因此，用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解析小说，或用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阐释小说，无疑都是行之有效的思维取向。《史论》则更进一步，将叙事学与文化学两种思维取向融为一体，力图透过中国文化异质于西方文化的特殊形态，探索具有中华特色的叙事学体系，综合地而又深入地窥探中国人的文化密码、心理原型、精神脉络以及审美原则和叙事智慧，这就突破并超越了西方叙事学，显示出独特的理论风姿。
《史论》作者一方面对两千年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征作了抽样考察和细致剖析，提供了一整套中国化的叙事学的概念术语和解读方法，从而建构起独具个性的中国叙事学操作规程。另一方面，在展开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微观解析和宏观思考时，《史论》作者总是极力探求叙事文本与作家文化心态、历史文化语境的潜在因缘和深层关联。在综合考察中国两千年小说叙事时，他则全神贯注地沉溺于对中国古代“圆形思维”的理论思考。这种对隐藏于叙事文本之内的“文化之谜”和“心态之谜”的不懈追问，赋予《史论》全书以鲜明的哲理思辩色彩。
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的真正成熟，是在本世纪２０年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后。然而此后层出不穷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著，在理论框架、研究对象和操作规程等方面，大都师从《中国小说史略》，始终未能出现突破性的进展。如何超越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的古典小说史研究体系，成为今天的古典小说研究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史论》一书以其鲜明的小说史意识、深邃的文化学思考和精湛的叙事学解析，在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堪称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的厚重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