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多年前，３０００多名来自江浙一带的儿童在马背上开始了新的人生。如今，在他们的心中——草原永远是故乡 [复制链接]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３０多年前，３０００多名来自江浙一带的儿童在马背上开始了新的人生。如今，在他们的心中——
草原永远是故乡
本报记者傲腾
锡林郭勒，一条清澈的草原河流蜿蜒远去，一块碧绿的北疆草原辽阔、丰美。
有人说，河流是草原的血脉，膏腴了锡林郭勒千里沃野；也有人说，草原是河流的母体，滋养了锡林郭勒欢腾的浪花。
永远不会被埋没的石碑
绿色山丘上的一块石碑，记录着一位蒙古族母亲与６个“上海娃娃”的故事。
在锡林郭勒草原西南部的新宝拉格镇西头一座绿色山丘的阳坡上，耸立着一块石碑。石碑的正面刻着“母亲——张凤仙之墓”几个字，落款是她的６个孩子及儿媳的名字。石碑背面的祭文是：妈妈，您是比我们生身母亲还亲的妈妈……蒙古族对先人是不立碑的，但您早已是我们心中的一块高耸的石碑。石碑也许会被岁月埋没，但您在我们心中永远不会被埋没……
这块石碑让人们回忆起３０多年前的情景：本世纪５０年代末，神州大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孤儿院频频告急：孤儿的食品不足、营养不良。康克清、邓颖超等同志从内蒙古调去奶粉，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仍是杯水车薪。于是，在周总理、康克清、邓颖超和乌兰夫同志的关怀下，一批又一批南方孤儿来到了草原。牧民们要把这些孤儿当作亲生骨肉抚养。方圆几百里的牧民高高兴兴赶来，把自己喜欢的小孩抱走了，最后留下６个大的。当时他（她）们已六七岁了，什么都懂，他们会进蒙古包吗？他们会喝奶茶吗？养大了，都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怎么办？一些牧民这样想过。蒙古族牧民、共产党员张凤仙没有犹豫，她把说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放在勒勒车上接回了家。以换牙时间的先后排他们大小：大的起名巴特尔，二的叫黄志刚，三的叫党育宝，四的叫毛世勇。
在困难时期，６张小口嗷嗷待哺。刚到草原的孩子吃不惯炒米、奶食。张凤仙踏着没膝深的雪步行到９０里外化德县去背３０公斤重的一袋大米，６天后回来，还没等她把米袋放下，５个孩子就哭着围上来：“妈妈，救救高娃！高娃吃了这个‘米’，口吐白沫。”说着把小手展在妈妈的眼前，啊！这是毒草芒麻籽！张凤仙抱起不省人事的高娃，找来鸡毛掏她的嗓子，给她灌绿豆汤，孩子总算醒过来了。
眼看孩子们个个都长大了，４个男孩像４个小马驹，出去一身土，回来两脚泥，钻羊圈，混牛群，骑马摔跤，张凤仙洗了这个的上衣，那个的裤子又沾上牛屎，给这个绱鞋，给那个补袜子，年年月月常常是油灯下熬通宵。
在十年内乱中，张凤仙怕孩子闯乱子，学坏，干脆把６个孩子关在屋子里，请来教师在家里给他们辅导。孩子们没有辜负妈妈这一番苦心，恢复高考后，老大巴特尔和小姑娘高娃分别考上南京气象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巴特尔现在是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工程师，高娃在北京医科院情报所工作。老三党育宝、老四毛世勇参军，老三在部队两次荣立二等功，任团职干部，近日因病去世。老四曾是城关镇武装部长，现在是内蒙古第三毛纺厂干部。老二黄志刚在镶黄旗物资局工作，是盟级先进工作者，大姑娘其木格是锡盟太仆寺旗邮电局的业务骨干。
锡林郭勒只有“亲”没有“孤”
当年来锡林郭勒草原的孤儿有３０００余名，但现在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孤儿”这个称呼。在记者采访时，他们掏出了心里话。
苏尼特左旗的一位老领导介绍说：旗某文化宣传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是当年上海来的孤儿，一看就知道他精明能干，把自己的单位搞得红红火火。当我电话约他时，他笑着说：“您是要采访的第１６名记者，实在对不起，无论如何，我是锡林郭勒草原牧人之子，相貌是表，心灵才是本，我的文化修养、心理、秉性都是草原给予的……”
另一位同志激动地说：“这‘孤’字，我们的老人不愿听，我们的孩子也不愿听，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从懂事起就没有感到过孤苦。”“我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在家姊妹兄弟中我是最受宠的，草原是我的故乡，马背是我的摇篮，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有我幸福的童年，有我幸福的家，有我真诚的伙伴，有我钟爱的事业，我们是草原的骄子。我现在是乡党委书记，朝思暮想如何带全乡牧民奔小康。对不起，记者同志，这个话题我实在不愿意讲……”
今天，在锡林郭勒偌大的怀抱里，随处可以找到生龙活虎的新一代牧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孤儿了。正如一位草原老人所讲：锡林郭勒只有一个“亲”字没有“孤”字。
沿着赛汉塔拉至二连浩特市的公路，我们来到一户采访对象家。３间大住房还带大客厅，房间布置、装修都很讲究，屋内现代化的家电、家具都很齐备。女主人叫孟根其其格，她给我倒上奶茶，端来糖果点心。沉默了好一阵以后，用蒙古语说，这方面我知道得很少。我小时候经常听说这一带牧民抚养“国家的孩子”的事。这里的人把南方来的孤儿叫“国家的孩子”，那时我总以为说的是别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我也在其中。我爸爸１４年前去世时，给我拿出一个有汉文的布条，说我也是“国家的孩子”，我根本就不信，把布条撕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楚，我小时候草原上大米很少，过年时国家才给每人供应几斤，牧民拿到大米后都送到我们家，家人专门做大米饭给我吃，说女孩吃了白净净的大米，长得白净……她的热泪滚下来，停顿片刻又说：“我们或许是被生身父母遗弃的，但我们没有被国家、社会遗弃，我在草原、在蒙古族牧民的怀抱里成长得很幸福。”
我们问她现在的生活状况，她边擦眼泪边说：“这我愿意说。我的生活很好，这房子你们看了，我们还有一处冬营地，也有房舍，有６０多头牛，８００多只羊，１０多匹马，一年卖羊毛、卖肉畜收入七八万元。我丈夫是苏木人民代表、模范牧民，懂汉语，能做一点生意。我们相亲相爱。等到孩子把我们这一摊子接过去后，我和丈夫想到上海看看，不为寻根，我的根就在锡林郭勒草原，到上海只是想开开眼界，看看我的出生地是什么样。锡林郭勒草原待我们好，不只是对一个人，对草原上‘国家的孩子’都是这样。”
爱心、孝心，以心换心汉族、蒙族，以情结情
在赛汉塔拉，人们传颂着这样一个“换腿”的故事：当年，苏尼特左旗都仁乌力吉苏木牧民哈斯巴特尔和爱人色仁杭格拉双双来到旗保育院，本想抱一个男孩子，却遇到一个大哭大闹的女婴。色仁杭格拉把孩子抱在怀里，这孩子立刻不哭了，两口子说这孩子和我们家有缘分，高高兴兴地抱走了这个安徽籍的女孩子。孩子４岁时得了肺结核，哈斯巴特尔骑马背着姑娘到１５０多公里以外的集宁市住院治病，在病床边守了一个月。５岁时，小姑娘的双腿瘫痪了，妈妈把她放在勒勒车上，从苏尼特草原到达尔罕草原、阿巴嘎草原，寻觅民间医生为姑娘治病。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民间针灸医，说可以看好，她把随身的值钱东西都卖了，买了当时最好的一条香烟送给医生。医生在姑娘身上扎针，最后把姑娘用皮被子包起来出汗，说３天不能动弹，否则病情会加重。妈妈紧紧盯在姑娘身边，给她喝水、嚼炒米喂她。３天后，姑娘的腿奇迹般好了。７岁时送到学校，姑娘在全旗女子长跑、短跑赛中都得了第一名，她的纪录至今没人打破。１９９０年这姑娘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在全旗自行车越野赛中得了第二名，人们称她“飞毛腿”。
“这飞毛腿是妈妈换给我的，”现在已是苏尼特左旗民委干部的阿拉坦图雅这样说：“妈妈当时背着我到处给我看腿病，她老人家说如有可能把她那双腿换给我。那时我已５岁多，都听懂了。现在我妈妈得了风湿病，行动不方便，完全是为我累下的，我受苦受累孝敬老人理所当然。”阿拉坦图雅的丈夫叫达布希拉图，是该旗协作办副主任，他们俩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把老人从乡下接到县城里，还专门给两位老人雇了一个小保姆。
这样孝顺的“国家的孩子”，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太多了。苏尼特右旗查汉敖包苏木工人额定其木格，见到我们时，把珍藏的养父的“荣军证”拿出来，擦着眼泪说：他老人家戎马一生，没有过几年好日子，１９７４年去世了。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我一定让他坐坐火车，乘乘飞机，逛北京，游上海。我虽然是汉族，但生活习惯，受的文化教育是蒙古族的，我当工人时登记表写的是蒙古族，大家都承认我是蒙古族，我爱人是汉族。“蒙古族”、“汉族”，在我们这里是兄弟姐妹的代名词。
“现在一切都好。就是填写登记表、履历表什么的，勾起我对童年的记忆。”二连市粮食局干部巴德玛说，“我来时已５岁了，朦胧地记得一点，我在上海时姊妹３个，姐姐叫陈亚琴，我那时叫陈亚萍，住在江边上，经常坐船进城。我被遗弃过两次，第一次让人给送回去了，第二次在商场‘走散’，就这样进孤儿院送到内蒙古，被一个老干部、烈士的父亲抱养。后来我结婚，丈夫是倒插门的女婿，我们４人一起生活。我伺候两位老人，并为他们养老送终，算尽了孝心。现在家庭生活美满，丈夫是市工商局副局长，孩子争气，学习好。我的籍贯虽是上海，可是喝锡林郭勒河水，在草原怀抱里长大的。我们这种蒙古族、汉族的情结，永远解不开，而且越来越牢固。”（附图片）
左上图：孟根其其格一家。
上图：额定其木格放牧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