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史·资政·育人——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编撰工作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存史·资政·育人
——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编撰工作
王泰平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建议，外交部着手新中国外交史的编撰工作。在先后编出《新中国外交史未定稿》和《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上，编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第一卷（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性地反映新中国外交史的巨著，全书第一期工程计划推出四卷。目前第二卷（１９５７—１９６９），正在加紧编撰中，第三卷拟从１９７０年写到１９７８年，第四卷将从１９７９年写至９０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编撰方针是存史、资政、育人。存史即作为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存留下来。资政是以史鉴今，为现实外交工作服务。育人是教育培养跨世纪的外交干部和广大的青年一代。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１９８２年出任外交部领导后，即亲自主管修史班子，调集了有经验、有专长的大使、参赞、总领事等组成老中青相结合的修史班子，前后数十人参与其中，戮力同心，共赴重任。
编史首先要史料翔实可靠。这部书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我国外交档案、资料，同时参阅了一些国家公布的有关档案和外国人士的有关著述回忆，并向曾经活跃在外交第一线的老同志广泛征集史料，还邀请外交部内外当事人和专家专题研讨，反复修改定稿。
修史不能没有观点，但不是简单地以今天的眼光去评论昨天的事情，因此，在这部外交史的编撰过程中，注意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准确阐述我国外交各个分期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实践，如实反映我国外交发展变化的全貌，同时不搞客观主义，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有关文件和邓小平同志有关论述的观点、立场去写，要考虑国家利益、社会效果、现实的外交利益和国际关系；以多摆史实为主，议论以史实为据；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对重大事件的阐述采取浓墨重彩，人物与事件相结合。通过这些努力，使这部新中国外交史具有科学性、系统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特点，成为一部权威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