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者——缅怀谢有法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者
——缅怀谢有法同志
李耀文刘居英华楠刘立封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者、解放军原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谢有法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追忆以往难忘的峥嵘岁月，我们沉痛的心情至今未能平静。
谢有法同志１９１７年４月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１９３２年１月投身革命，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南北转战，驰骋疆场。从井冈山反“围剿”到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淮海大战到百万雄师渡长江，从解放上海一直到抗美援朝，他浴血奋战，战功赫赫。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长期以来，他先后担任我军部队、机关、院校的高级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忠诚坦荡，求真务实，殚精竭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呕心沥血，严格治校，大力培养我军优秀国防科技人才和中高级干部；他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为加强我军政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抗日战争初期，他参加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组建。当时，山东各种民众抗日武装林立，政治力量犬牙交错，形势相当复杂。１９３９年５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统一指挥我山东和苏北各抗日部队。谢有法同志时任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分管党组织的建设和干部工作，责任非常重大。他认真执行徐向前司令员提出的：“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部队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全部武装党军化”的指示，积极参与整顿山东纵队的工作。他一手抓党的组织建设，一手抓干部队伍的培养与选拔。经常夜以继日，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部队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建立健全党组织，指导连队开展“创建模范支部活动”，并推而广之，效果非常明显。到１９３９年底，山东纵队各部队基本做到了连有党支部，团有党总支，支队有党务委员会，先后发展新党员１２００余人；同时，各支队普遍举办军政教导队，共培训干部７７８名，送抗大学习４４９名。在较短时间内，山东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了一倍，战斗力大大增强，很快打开了局面，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政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为挫败敌抢占津浦线进而控制整个山东的阴谋，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中央军委电令，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委、宋时轮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他迅速组成精干的政治机关，很快发布《政治动员令》，大力揭露敌人阴谋，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他积极协助陈毅、黎玉同志指挥，把分散的游击支队，组建成正规兵团，从组织上保证了津浦线南段战役的全胜。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谢有法同志，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随后，他作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协助宋时轮、郭化若同志率领九兵团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连克芜湖等重镇，切断敌后路，分割宁、沪、杭敌之联系，一举摧毁国民党长江天堑防线，取得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的重大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１９５０年９月，九兵团奉命入朝，参加了第二次战役之咸镜南道长津湖战斗和第五次战役，参加了阵地坚守防御至夏季反击战役。当时，由于美伪军的猖狂推进，朝鲜战场吃紧，九兵团入朝后仓促投入战斗。部队突遇奇寒，大雪封路，物资缺乏。官兵未及换上冬装，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候下作战，局势非常严峻。谢有法同志领导九兵团各级政治机关坚持边开进、边动员、边参战。在部队开进途中，政治机关事先布置设立了宣传站、鼓动棚，门板上、村口、路旁刷满标语，张贴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鼓动口号。宣传队打竹板、边说边唱，公路、铁路两旁组织群众慰问。由于宣传教育深入，思想工作过细，部队群情振奋，士气高昂，纪律严明，攻必克，守必固。在第二次战役中，九兵团在东线歼敌３９１６人，其中俘敌１０９９人，占志愿军此役歼敌总数的３８．６％，并涌现出“特级英雄”杨根思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我２７军在新兴里全歼美７师３２团和３１团（３营及师属榴弹炮营全部），开创了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战例。在美军战史上，这样整团被歼也是罕见的。为此，毛主席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日专致贺电：“庆祝我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１２月１７日再次发电赞扬：“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在第四次战役中，九兵团２６军先后激战美、英、土耳其等５个师、旅，又取得了歼敌１．５万人的重大胜利。一些参战的老同志至今都说，九兵团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作战，而且越战越勇，仗越打越好，政治工作功不可没。为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谢有法同志一级、二级国旗勋章。
（二）
谢有法同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在那枪林弹雨的战争岁月，不管战斗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他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谢有法同志对政策问题抓得很紧。过去，我们部队长期在农村作战，对党的农村政策比较熟悉。随着战争的发展，熟识城市政策的问题迫在眉睫。因此，他十分重视教育各级干部学习和执行党的城市政策。１９４８年４月，山东兵团发起昌（乐）潍（县）战役。战前，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兵团政治部接连发出了《昌潍战役宣传工作指示》、《昌潍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切缴获归公的指示》等文件，反复强调认真执行城市纪律的问题，对各部队提出严格要求，比如不准乱抓人，不准乱没收财产；要保护工商业，保护各种公共建筑和仓库物资；不准破坏宗教场所，保障宗教自由，严防土顽、特务破坏等。部队进城后，做到了严守纪律，巡逻执勤，秩序井然。结果，潍县社会稳定，工商业生产很快恢复发展。受到华东局多次表扬，也为九兵团以后接管大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名闻中外的上海战役，不仅是一场殊死搏斗的军事仗，更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仗。陈毅司令员曾风趣地把上海之战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死老鼠，又不能打坏瓷器。在此重大战役中，谢有法同志再次显示出他高超的政策、策略水平。当时，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集，也是国民党长期经营、拚死顽抗的战略基地。为此，他带领兵团政治机关，对部队深入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对入城部队作出了“不入民宅”等具体规定，并制定了检查落实的各项措施。毛主席得知后，十分赞赏，在“不入民宅”这一条规定上连批了四个“很好！”。上海解放后，九兵团五个军十多万官兵，在激战后进驻繁华市区，随后又迅速转入城市警备工作，分布在各市区５０００多个哨位上，其军容严整，纪律严明，露宿街头，秋毫无犯。这种模范军纪，得到上海几百万市民的真心拥戴，在国际上也赢得很高声誉。
谢有法同志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军队政治工作原则，与部队实际相结合，贯穿于战争的实践之中。淮海战役中，粮草供应成为部队行动和作战一个事关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在此形势下，山东兵团政治部及时发出了《关于新区借粮工作指示》，明确规定了四条原则：（一）一律采取借粮（草）办法，出具收据，日后偿还；（二）借粮对象为地、富、中农，不超过当地总户数３０％；（三）借粮数目视各地负担能力而定，不许浪费；（四）以秋粮为主，有什么粮借什么粮，不得强要细粮。他还带领各级政治机关，组织临时工作组，具体帮助指导基层开展借粮工作，确保粮草的及时供给。后来，我山东兵团奉命组成北线兵团，指挥华野第１、３、４、８、９、１０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独立１、３旅以及鲁中南军区和淮北地方武装，共９个纵队１９个师６３个团数十万大军，战至战役结束，粮秣供给除后方大力支援外，还就地进行筹措，以应急需。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充裕，做到了兵精粮足，士气旺盛，前送后运有条不紊。这与被围的国民党徐州“剿总”部队饥饿疲惫、冻寒伤残、狼狈不堪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样大规模的运动进攻战役中，抓住粮草供给这个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制订适时有力的政策措施，确保战役的胜利，不能不说是谢有法同志在战时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个创举。
（三）
谢有法同志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任务多么艰巨，从不打半点折扣。他品质优秀，道德高尚，心胸开阔，光明磊落，诚恳坦率，公道正派，正直无私，身体力行。１９４８年１月，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刚开始，九兵团接到上级电报，要求在运动中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团以上干部作出调整。他看了感到不妥，认为整军应以思想建设为主，组织处理不能片面以家庭出身论定，而应主要看干部本人表现。于是，他就马上找到华东野战军谭震林副政委，当面直抒己见，得到了谭副政委的批准。还有一次战役中，机关工作人员拟制了一份关于对敌方人员宽大处理的电报和传单，其中提出了对敌占区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这一提法上报时当即受到党中央的严肃批评，指出这违背了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必办”的规定。接到中央来电后，部队当即收回传单，但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感到这个错误责任重大，思想负担很重。谢有法同志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在战后几次会上都作了深刻检讨。这种不掩过、不推诿的高尚品德使政治部机关的同志深受感动。
１９５８年１月，谢有法同志调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委员。他呕心沥血，忠于职守，严格治校，培育人才。曾在哈军工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清楚地记得，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６年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像哈军工这样的技术学院真是苦不堪言，甚至一度被打成“白专”的“黑样板”横遭批判。但谢有法同志和院党委“一班人”顶住压力，坚持又红又专的正确方向，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坚持依靠“二老”（即老干部和老教师）办学，始终没有动摇。他虚心向老院长陈赓将军请教，注重发挥老干部在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老教师在教学中的骨干作用。安排了一大批老干部担任学院部、系、专科的领导，要求他们发扬传统，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当时，院里有六级以上老教师７０多人，院党委把他们视为至宝。对他们政治上信任、爱护；工作上放手，有职有权；生活上多方照顾，关怀备至。学院还召开“神仙会”，让知识分子干部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院领导还向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伤害的老教师当面检讨，赔礼道歉，从而增强了团结，调动了积极因素。他带头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三大作风”，严格军政训练、严肃校风校纪。学员外出两人成伍，三人成行，吃苦耐劳，钻研业务，服从命令，献身事业，得到广泛好评。谢有法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大公无私，任人唯贤。凡属重大人事安排、任务调整、教改计划、基建项目等，均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从不搞“一言堂”。“一班人”相互尊重，团结协作。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他还亲自抓生产、抓生活保障，发动后勤部门自力更生，办好农场，保证大家身体健康，教学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到１９６６年，哈军工共培训出本科毕业生１０８６７人，为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事业、军队现代化和地方经济建设培训了一大批政治合格、业务精通的急需高级人才。不少学员毕业后还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领导职务，其中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深恶痛绝，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表现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１９８０年８月，谢有法同志调任政治学院政委。他带头讲政治，讲大局，守纪律，处处注意维护党委“一班人”团结。总政治部韦国清主任曾派人到政治学院考察班子情况，并专门向军委邓小平主席作了汇报，其中评价谢有法是个老红军，历来党性强，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开展工作，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
谢有法同志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有口皆碑的。他家摆设极简朴，没有任何高档豪华的家具。１９８０年，他从东北向北京搬家，全部家当还没有装满一卡车。组织上给他配备的车，他从不用来办私事，家属、亲友也沾不到“光”。一次孩子从外地回京，行李较多，打电话让派车接一下，他硬是让孩子自己坐地铁回来。他说：公车是组织上配给我办公事的，你们怎么能随便使用呢？他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位高权重，可他从不以权谋私。他有位亲戚，从江西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想请他帮忙把儿子送到部队当兵。但他不肯破这个例，劝说其回家乡应征入伍。他的儿子、媳妇都是军队干部，爷孙三代分居三地，如果通过他这个担任政治学院政委的爸爸调进北京团聚，恐怕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他就是不开这个口。他的老战友多、熟人多，自然来往信件也多。本来发信件可以让秘书从学院收发室寄，但他从来都是自己掏钱买邮票。对此，有的工作人员不大理解，可他却严肃地说：“八分钱邮票虽是小事，但公家的便宜我们一分钱也不能占”。他平时省吃俭用，军装、衬衣破了自己补，一穿十几年。一双布鞋又破又旧，跟不上脚，就用一根松紧带系上，继续穿。然而，对于支援家乡建设，他却显得慷慨大方。１９７３年，他回兴国探亲，发现家乡面貌依旧，贫困落后，老将军情不自禁掉下热泪。回京后当即取出多年积攒下来的一万元，无偿捐献给他家所在的长岗乡，让他们植树造林。谢有法同志身后没留下任何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比金钱更珍贵的几十本政治工作及作战日记。甚至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躺在病榻上，还支撑着极其衰弱的身体，和秘书一道边读边改一篇悼念老战友的回忆文章。军委张震副主席多次赞扬他：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和发扬了老红军的本色，真是难能可贵！
谢有法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忠诚高尚的品德，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功勋显赫的光辉业绩，将永载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