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赶机遇——在发展中转变观念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中西部的希望观念转变篇（下）

　　唤醒沉睡赶机遇
——在发展中转变观念
本报记者卢小飞刘霄胡跃平
“康佳”踌躇满志地踏上西进之路，这是它北上牡丹江后的又一壮举。孰料，咸阳的板凳还没有坐热，便遇上了一阵阵疾风骤雨……
中西部拓宽发展道路的时候，首先接受的挑战往往来自市场，来自自己的观念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１日，正是国内彩电市场竞争激烈之时，一纸文书将深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如意电视机厂）结为连理。“深康”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陕广”匹配的是曾经“领导潮流”而眼下却“拉不开栓”的固定资产。６月底，新厂初建；７月１０日，第一批康佳彩电降生于黄土地上——这被称为陕西的深圳速度。东西合作的序幕徐徐拉开。
这样一桩美好姻缘，最初却让习惯原有生活轨迹的人难以适应。因为迟到早退或上班抽烟这类违纪行为而被辞退、因为不胜任而被调换工种、因为弄虚作假代人打卡而被罚款——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手段，不幸成为闹事的导火线。一些人组织起来，要求与总经理对话，对诸如“炒鱿鱼”这类“不通情面”的事提出质疑，而管理者坚持，优胜劣汰是市场管理机制的基本法则。
观念，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有在短兵相接的时候，才令人感到它的存在是那么真实。关心“陕康”命运的人们突然悟到：中西部在拓宽发展道路的时候，首先接受的挑战往往来自市场，来自自己的观念。
半年之后，当我们再到咸阳“陕康”采访的时候，职工们已经从最初的排斥到认识、接受并拥护“康佳”的管理模式，他们不是被说服的，而是被康佳效率所征服的——当年投入、当年产出、当年见效，产值２．５亿元，利税４００多万元，半年生产彩电９．２万台，一下子红火了西北的彩电市场。连咸阳街头的老百姓都说：“康佳”怎么不早来呀！
面对记者，无论是深圳来的年轻总经理，还是本地的职工，均不回避那种磨砺心灵时的痛苦，坦言那场冲突是新旧体制碰撞的结果。接受“康佳”，意味着接受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包括市场行为下的经营、管理、用人观念，也包括认可这种改造国有企业的方式。
此番我们奔走中西部十数省区，问及发展的制约因素，从高级干部到企业员工，几乎众口一辞地答出“观念”二字。在江西吉安，当地的《井冈山报》在头版以赫然醒目的标题，连续推出对移民现象的讨论；在甘肃定西，记者正赶上更新观念大讨论的场面；而在贵州，全省上下也曾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反思自己的思想到底是否解放？
实事求是并有所创造，潜在的内聚力向传统的发展观提出挑战
“八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９％，发展速度虽不如东部地区快，但自己跟自己比并不算慢，人们的观念也不同于过去，为什么还要提出解放思想？
引起贵州反思的原动力并不是沿海，而是自己的近邻云南。改革之初，云贵两省经济基础大抵相当，云南前１０年靠两烟带动，积累了财力，加快了交通、能源、通讯、教育等基础建设，今天又把发展后劲转向生物、水能、矿产资源的深度开发方面。比较之下，贵州除了不沿边以外，云南的优势它几乎都有，却被云南甩在了后边。
“我们的确是丧失了一些机遇。”贵州的同志每每有一种切肤之痛，省委政研室主任向阳生说，今天再提解放思想，是要在发展的观念上有新的进步，更好地“把党中央的基本方针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有所创造”。
我们在贵阳、安顺、毕节一带“走马观花”，眼见耳闻，那场解放思想大讨论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并转化为新的增长点。普定县的山沟里有个耐火材料厂，过去生产耐火砖，一度濒临倒闭，他们凭着一股韧劲得到了清华大学的支持，生产出炼钢所需的高科技耐火材料高铝球，本地资源得到深度开发，小山村顿时兴旺起来。
当地人从这类科技含量大、附加值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得到启发——“抢占制高点”一时间竟成为时髦的词汇。毕节有个制革厂，过去不景气，后来借贷引进意大利制革技术，加工出的皮革与进口革差不多，一下走俏了半个西南市场，不起眼的小厂成了利税大户。毕节人说，抢占了制高点，发展才能有高起点。
挂在人们嘴边上的“制高点”，既指科学技术，也包含市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衫利用后发优势，直接引进成熟技术与国际接轨。它证实了一种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不发达地区只要找准路子，某些在过去看来难以逾越的阶段是可以跨越的。
“抢占”、“创造”、“跨越”，从这些闪烁的思想火花中可以寻到新的发展观形成的轨迹。它们对于曾经实践多年的“梯度推进”理论提出的挑战，已经引起理论界的注意。我国的主要后备资源大多分布在中西部，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已经紧锣密鼓地写上了日程表。
以“动”态迎接机遇，新投入观随之脱颖而出
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是中西部在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难题，其中最让人们劳神的还是找钱。然而却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中西部资金紧缺，另一方面却又由于价值规律的驱动，使本来就紧缺的资金不断流向东部沿海；政府那里囊中羞涩，而城乡居民存款却相当可观。贵州和陕西的同志提出，能不能吸引民间游资搞建设进而使民营企业迅速得到发展呢？
安顺曾是古夜郎国之所在，但今天已经没有了“夜郎自大”的资本。和许多同类地区一样，当地有丰富的资源，但却没有开发的能力，长期捧着金碗要饭吃。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东部产业转移有所动静，地处偏僻的安顺闻到风声，当即提出“承接辐射，立足于动”的方针。正待赴任新职的原地委书记张世德在解释何为“动”的时候，列举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正宁县委书记为留住前来考察项目的山东企业家，在其门外等候４个小时未惊动其午睡；普定县１８个部门集中现场办公，一个晚上为福建来的民营企业家办好了从业手续；普定县纪检、监察、公安部门为外来企业蹲点挂牌服务，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凡“动”起来的地方，已看不到人们担心的等、靠、要现象，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也相应合理流动。一个“动”字凝聚了人们对发展机遇和发展条件的认识，它既激活了自我的发展意识，也吸引了东部的投资者，新的投入观念随之脱颖而出。
有识之士坦言：我国的资金投入形式正由国家主导型投入向社会多渠道投入转变，国家投资也发生了政策性投入与经营性投入分离的变化，那种单纯期待靠国家投入来加快发展的思想已很不现实，那些至今还在盲目地找项目、等资金的地方，确实需要在投入观念上“动”一“动”了！
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观念的转变将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放眼辽阔的中西部，沉睡的土地已被唤醒，它的繁荣昌盛之日，也是我国成为世界强国之时。但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从解决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到缩小差距，再到真正富裕起来，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而且，中西部总是处于追赶东部的状态之中。这就决定了中西部地区的观念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井冈山报》上的那场讨论。７０年代，当地接受了一批浙江、福建移民。谁料想，当初两手空空的移民，能够顺应市场的变化，靠科学种菜发家致富，而同样条件下，本地竟还有５１万农民没有解决温饱。这一对比着实让吉安人坐立不安。一位乡党委书记反思后说，当地人与移民的最大区别在于观念不同。科委的同志列举了科技培训班的例子：移民是自费踊跃学科技，当地农民却要主办单位发补贴才去。另一位搞农村工作的同志指出，当地人不如移民那样敢想、敢干、敢担风险，是“小富即安”的思想消磨了进取意识。
“小富即安”，这是一句十分耳熟的话，它作为一种历史上的农耕文化，至今还为许多农民所留恋。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直言，“小富即安”的思想在陕西根深蒂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并不以为它是一种陈旧的观念。安启元同志谈到上个月在９个贫困县的考察见闻，对生活水平折射出思想解放程度的现象感触颇深——一些地方资源条件很好，却荒着土地受穷，另一些地方条件很差，人们却忙碌着找路子致富。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越是贫困的地方，人们的生活节奏往往越慢，正所谓“物质匮乏而时间过剩”。“小富即安”是一种惰性思想，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尚有７０００多万贫困人口，他们的近期目标只能是“小富”。这一严酷的现实使人联想到农村改革之初，同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温州能“包”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内地一些农村，“包”出的却是自然经济。那么今天呢？当温州人跨洋投资谋求新一轮资本积累的时候，中西部人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弥补他们身后的空间呢？
正像我们中国人的事情最终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样，中西部的发展也要靠我们中西部人民自己去创造条件。这是记者离开贵州时，年轻的贵阳市委书记王三运的一席话，且用它来煞尾。（附图片）
压题照片：南昆铁路上横跨云南和贵州两省的喜旧溪大桥胜利架通铺轨。当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大桥铺通，庆贺盼望已久的南昆铁路通过自己的家门口。
成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