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又一景——中西部劳动力转移新走向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中西部的希望

　　蓦然回首又一景
——中西部劳动力转移新走向
本报记者阎晓明周庆吕网大梁小琴
初春是个“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季节。一年一度，由中西部涌出的“民工潮”平落了。关于“民工潮”似乎又成了一年之后的话题。
近年来，中西部“民工潮”已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民工潮”的管理、民工收入、“民工潮”带来的移民问题……视点集聚在民工“出”这个层面上。
然而，到４月中旬，奔赴长城内外采访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各路记者，不断有消息传来：
四川，３０万外出打工者返乡办厂开店，推动了巴蜀农村新一轮经济热潮；
江西，赣南地区从沿海返乡的务工经商者，以自己积累的资金办的铺面、发廊，火了一座座小城镇，被誉为“亚广东”；
贵州，从毕节地区开往广东顺德、东莞的汽车，经过１２昼夜的往返，把忐忑不安的打工者送出去，把踌躇满志的打工者接回来；
陕西，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一批从沿海返回的自喻为“凤还巢”的青年科技人员，西服革履，英气勃勃地进行着科技开发，很有些深圳开发初期的风采……
所有这一切，似乎在预示着一个兆头：流向内陆省份、沿海的人潮，悄悄回流了。
劳务输出第一省的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谈到这种情况，欣喜地称之为“空手出门，抱财回家”，说是满了袋子，富了脑子。
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赞誉：既脱贫，又长智；既创收，又育才。
经济学家说，这就是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
贵州的同志感慨地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潮去潮回。
潮回先看潮去时
改革开放使沿海和中西部的生产力在不同层次上得到解放。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最先动起来，出现了来自中西部汹涌的外出务工经商潮，产生的效应令人惊叹。
８０年代初，有两股人潮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引起过剧烈的震动。一股是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出国潮”；一股是中西部涌出的打工潮。安徽无为县的保姆，最早出现在北京建国门立交桥下，成为中西部打工潮最早涌起的几朵浪花。几乎是顷刻之间，打工者的足迹遍布了整个中国：最南到天涯海角，最北到漠河，最西到新疆，甚至在被称作无人区的西藏阿里，也出现了民工。人们以各自传统的生存手段组成了色彩斑斓的打工阵营。
鄂尔多斯歌手走天涯；
四川木匠走天涯；
安徽保姆走天涯；
河南泥瓦工走天涯；
新疆羊肉串走天涯；
贵州棒棒工走天涯；
甘肃麦客走天涯……
权威的调查表明，北京几年间汇聚了３３０万外来务工经商人员，上海２５０万，深圳１８０万。广东东莞、江苏华西等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十几倍数十倍于当地居民。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西部的四川、河南、陕西、江西、安徽、湖南……
经济学家分析这一状况：中西部人口占全国３／４，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由隐性转为显性，中西部本身不具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造成了生产力要素的闲置浪费。与此同时，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成为突出问题。这是民工潮涌流的原动力。
而中西部则用这样一个逻辑来推论他们的理解：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沿海的率先发展，也就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中西部大量的剩余人员只能拥挤在贫瘠的土地上，靠天吃饭，中西部的发展会更缓慢。从这点上，我们更深刻感受到全国经济重心东移、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深刻内涵。
有人算过这样一笔帐：目前，中西部外出务工经商者达５０００万人之多。他们转让的土地可以帮助另一部分人通过务农求得发展；他们寄回家的收入，更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深圳市每年向外地邮寄１００多亿元；上海６０亿元；劳务输出大省四川，１９９５年仅通过邮局寄回家乡的资金就达１７０亿元，相当于寄回了一个江西的地方财政。作为劳动力输入地也得到了巨大收益。以北京为例，仅地铁一项因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增加收入１亿多元；郊区居民为外来务工经商者提供房屋租金，高达１０亿元之多。
帐还可以倒着算一下：如果现在离开打工者，绝大多数城市建筑工地会停工；珠江三角洲的许多香港老板要打道回府。人均０．８４亩土地的四川省，将增加６００万出省劳力的吃饭、就业……
这笔帐最后还有精彩的一笔：一段时间后，外出务工经商者回乡创业可能带来的效益。“民工潮”带来“创业潮”
潮回不简单，“挣了票子，换了脑子”。每个返回的劳动力都是一个载体，“外出求生存，回来求发展”——
“创业潮”似乎是在平静的水面下，静悄悄地汇聚而成的，当人们注意到的时候，已经一波一波向我们涌来。
西南的四川欣喜地将之总结为“三带回一提高”，即：带回了资金、技术、信息；提高了劳动者素质。西北的陕西则概括为“四个回流”，首当其冲的就是回流了人才，还有资金、技术、信息。
１９９６年４月的一个下午，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在他的办公室，兴奋地描述了四川盆地的回流民工创业潮：近年来，回乡创业的达３０万人。仅达川地区，１９９４年就有６．３万人回乡，累计投资６亿元，办的厂店接纳劳动力１５万人。垫江县有１３８名回乡创业人员，投资１４１８万元，创办了６９家企业，每年利税达４３０万元之多。谢世杰特别提到华蓥山双音溪镇的韩云清，这位因带领当地农民致富成绩卓著被选拔为镇党委副书记的打工仔，利用学到的管理经验救活了三个水泥厂，每年利税达５０００多万元。
四川的“创业潮”中，还涌现出拥有数亿资产、被誉为“四川第一打工仔”的川惠集团总裁刘延林；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建起四川钢铁行业最大私营企业的牛岗等远近闻名的企业家。还有建起川北地区唯一平板玻璃厂的残疾人姚长江，还有蒋鸣、潘海平……
四川已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产业，川军与川菜、川猪、川酒并称。
陕西的领导谈到“创业潮”时讲了这样一件事：贫穷地区安康市缫丝厂新增一条生产线，急需要一批熟练工，厂方得知苏州缫丝厂有本地的打工妹时，立即招回５０名，不用培训直接上岗，生产线立即呈现出活力。光培训费就省了１０万元。陕西的领导还举了最贫穷的商洛地区，每年劳务输出的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的６倍。商洛最贫穷的山阳县，近年有１５００人回乡创业，累计投入１５００万元，办起２６０个大小企业，年产值３０００多万元，办了政府无力办的事情。人称：“秦人回关中，赛个大学生。”
四川省分管劳务输出的常务副省长张中伟在评价“创业潮”时有这样一个视角：“创业潮，民工潮，也是一种纽带。通过劳务输出的频繁交往，同劳务输入地加深合作，结成友好市、县，从而达到更深层次的合作。”四川的中江县与江苏吴江市，以“民工”为媒结成友好县、市后，双方合资在中江县创办“华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１５００多人。
曾详细调查过“创业潮”的国家计委的同志感慨地说：贵州、江西一带，开店办作坊的，９５％以上是回乡的民工。他们知道怎样生活；也懂得了和市场经济打交道。
河南省省长马忠臣因此这样评说：要走出去，靠开放获得新观念，一扫过去的“小气、土气、傻气”，换上“开化、开放、开明”。获得新观念的中西部农民，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的载体、观念的载体，都能感染一批人。“翅膀硬了，天地才宽”
中西部的外出务工经商正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正在向国门外拓展……
四川省劳务部门有过这样一个比较，１９９５年四川外出务工人员较１９９４年减少了２３万人，而收入却增加了６０多亿元，其原因是素质提高。仅四川一地，劳务培训中心就有１３９所；而上海传来的消息说，当地专门办了民工学校，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北京一位与记者熟识的女电梯工，一天突然告辞，这位学到了电脑操作技术的打工妹另谋高就了。
难怪有人戏称：沿海是没有围墙的经济学院，打工仔是挣工资的大学生。
“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
１９９６年初，四川省劳务输出领导小组在一份报告中称：随着东部地区投资热点日渐西移，结合四川省情，四川的劳务输出思路将由“南北开通，四面出击，借地生财”转问“重点突破，巩固东部，开发西部，进军海外”的发展战略。
似乎是一个佐证。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６日，成都市一家叫“莫斯科饭店”的三星级酒店开业了。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库阿内什苏尔丹诺夫专程参加了剪彩，称赞是“本国在中国西南部的首次投资”。引资者李伦军就是四川广元年轻的打工仔。这位先在沿海打工、后发展到国外的年轻人，很有信心地说：四川与哈萨克斯坦有许多领域可合作。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与独联体进行文化交流。
远在黄土高原上的晋西北农村，也有农民远赴俄罗斯打工。
谁说中国西部不沿海？蓦然回首，我们分明看到商品经济的“海洋”已经在渐渐地“漫”过沙漠、戈壁，“漫”过干涸的黄土高原，无声地浸润人们的心田。劳动力流动在商品经济海洋中涌起的春潮，正一波紧似一波地撞击着传统的樊篱。（附图片）
压题照片：我国最大的彩玻基地——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公司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走上开发创新之路。新华社记者王颂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