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周思聪…… [复制链接]

第11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想起周思聪……
刘国辉
思聪走了，走远了。不该走的，却偏偏走了，还走得那么急。
我认识思聪还是在浙江美术学院念研究生的时候。“文革”中我曾被放逐，待到拖着尾巴回来已是１９７９年的秋天，美术界的事全然陌生了，周思聪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看那画，画得很棒，听说还是位女画家，就更多了一分注意。那年全班上北京看展览，有人提出去看看周思聪，我二话没说跟着就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七拐八弯地进了一个小院，思聪的画室就在这里。一间不太亮堂的小屋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心仪已久的画家，那是个有点身量的年轻女子，略显方形的脸庞挺端正，发型和衣着都很大众化，从上到下看不出有什么“艺术家”的迹象。思聪说话的声音很低，语气平和得近乎温柔。桌上放着在进行中的画作，她作画时毛笔掐得很低，腕几乎靠到桌面上，但运笔时肘、腕、臂都在运动。十几年后我在一部描写李可染先生绘画艺术的电视片里，看见李可老在作画时的情景，才发现那握笔的方法，那线条的形态和运动方式，思聪受他恩师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１９８２年夏，黄胄先生约我去藻鉴堂画画，恰逢中国画研究院的院庆。一时间，藻鉴堂来了许多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又见到了思聪，她在一旁静静地站着。大厅里闹哄哄的很拥挤，我抽个空就回到了自己房里，刘文西、韩美林也跟着进来了，一会儿思聪也来了。大概在大厅里，在那些老前辈面前总不免有些拘谨，这会儿到了房间里都把话匣子打开了，大声喧哗起来。韩美林很健谈，也很风趣，说着说着就说起我“文革”受冤的事来，我被说得不自在起来，就打岔地说还是来画几笔吧，一切都现成的。韩美林先动笔，一挥而就，画了一匹马，刘文西画的是侧面的包头巾的陕北小女孩。
轮到思聪了，她从笔筒里捡了一支羊毫，不紧不慢地在砚里舔着墨，然后徐徐地下笔画起来：先画一个人，是藏民，再在稍后处画了一只牦牛，背上驮着筐子，边勾边擦，然后，用饱含色墨的笔画山峦、云天，编织成空蒙迷远的氛围。整个画很有意境，丝毫没有技巧的卖弄，朴实而通晓，而深意却在其中。当她确信画面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于是用毛笔再蘸了一点浓墨，在画的左边写上了“春迟”二字，下面写的是“国辉同志存玩，思聪”。尽管是迟到的春天，但它毕竟来到了我的身边，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比朋友的理解和祝福更使我欣慰的呢？
不几天叶浅予先生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研究院的画家倾巢而出。开幕式上在京的许多老前辈又相聚了，李可染、蔡若虹、董寿平、黄胄……叶浅予先生不停地和人打招呼，老先生们聚在一堆，比划着，谈笑着，思聪也去了。一会儿有人提议老先生们一起合个影，大家都很高兴，团团地就围拢来，挨个儿排开。这时可染先生指着在一边看的周思聪说：“来来”，另一老先生则拉着思聪的手要她过去。可是，思聪忙不迭地往后退，离得远远的，好似生怕被抓住，嘴里不停地说：“不行，不行……”思聪终究没有将自己的身影留在这汇集着当代巨匠的合影中，但是这一刻却永远存在我心里了，人啊人，就是那么不同。
一次我去思聪的画室，见竖着的大画板上挂着接近完工的大画，画面是几个彝族妇女背着柴草在一片大树中走出的场面。我打趣地说：“放不下的背篓。”“嗨，放不下了”。思聪自嘲地笑道。
以后几年，我们再没有见面，其间通过两次长途电话，最后一次是为了谢谢她托人给我带来的画集。问及她的病情，电话里传来比过去明显明亮、开朗的声音：“我想通了，什么医师也治过了，什么药也用过了，花了那么多时间，都治不好，我干脆不治了，我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这倒心里没了负担。”“是的”，我说“世上许多事着急也没用，横下心过下去，也许倒能挺过来……”我为她的心情开朗起来而高兴，希望精神能促发奇迹。然而，思聪还是走了，背着她放不下的背篓，从迷茫的山道上走远了。
思聪又好像并没有走，那不是么，烟雨飘拂的荷塘里，那洁白的荷在浅浅地笑呢……（附图片）
春迟（国画）周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