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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英雄垂范千秋——纪念刘少文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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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6-06-10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无名英雄垂范千秋
——纪念刘少文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罗青长柴成文
1995年12月29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总参谋部原顾问刘少文同志90周年诞辰。我们与少文同志长期共事,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格使我们深受教益。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增添了我们对他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丹心献革命危难砺坚贞
刘少文同志原名刘国章,河南信阳人。青少年时代,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投入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3月,少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在有王若飞同志参加的仪式上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党决定少文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本年级党支部书记。1927年2月,他受组织委派,担任苏共代表团的翻译随团回国。到达上海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三天,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几经周折,才随苏共代表团到达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其后,党派少文同志随代表团成员去长沙帮助湖南省委工作,又逢“马日事变”,因当晚居住在苏联领事馆内,才幸免于难。是年11月,他担任当时我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同志的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1928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少文同志任中央秘书处翻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
1931年,少文同志被党中央任命为巡视员派往陕西巡视工作,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帮助改组了陕西省委,帮助省委建立了西安市委的工作。不久,他的肺病复发,病情十分严重,组织决定让他到北平疗养。经过一年多的疗养,健康大体恢复。当他得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便拖着大病初愈的身躯,毅然奔赴张家口抗日前线找党,与中共前委书记柯庆施接上党的组织关系,被委任为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十八师工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
1934年2月,他到达江西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并主编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少文参加了红军长征,并在遵义会议时担任秘书工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跟随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被编入左路军。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少文被内定为秘书长,朱德同志事先将此事透露给他,他表示坚决不干,朱德同志指示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同志说:“我们以前曾做白军的工作,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与此同时,刘伯承同志还嘱咐少文同志“要把通共产国际的密码烧掉。”在朱德、刘伯承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他对张国焘反对中央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1936年春在懋功时,张国焘企图危害罗若遐、张令彬、杨梅生同志,少文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暗地里向他们通风报信,保护了这些同志;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少文同志向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并取出他所记的有关张国焘活动的全部记录作为证明。1936年4月,张国焘察觉了少文的思想行为,将他调往甘孜一带做少数民族工作,少文同志不惧艰险,会同其他同志共同对少数民族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广大劳苦群众的信任,争取到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在短短的3个月内,组织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革命群众团体,组织了民族自卫武装,为红军筹集了粮食,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特别是由于密切了与白利寺格达活佛的关系,对红军的物质保障、保护红军伤病员起了积极作用。1936年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少文出任秘书长。在此任内,他随朱德和任弼时同志对张国焘反对与党中央会合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少文还将张国焘的反党材料清理出来交给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少文出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艰苦无声地工作
“西安事变”后,少文同志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任务。许多工作在当时军事政治斗争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却又鲜为人知。
1937年4月,遵照中央决定,少文到了上海。“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后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八一三”后,李克农、潘汉年同志相继离开上海,少文主持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在上海“孤岛”坚持斗争,直至1939年底离沪赴延安汇报工作。这个时期,他的主要贡献有:(一)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主张和政策。(二)组织印发抗战刊物如《时事丛刊》、《内地通讯》和《江南通讯》等,并以柳华和铁人的笔名在《救亡日报》和《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导当地抗日活动;指导和支持胡愈之同志等翻译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出版,也是在他的积极赞助下进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苏联传记文学作品,是少文于1938年作为组织交办任务交给梅益同志翻译完成的。(三)组织和指导上海周围人民抗日武装。为此,1938年四五月间,他专门写了《怎样把江南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怎样在抗日游击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等文章在《团结周刊》上发表,亲自训练干部派到这些游击队去帮助工作,后将这些武装力量移交给地方党。(四)组织支援新四军,为他们输送干部,募捐钱物。(五)领导地下机要电台及情报工作,建立与党中央、南方局、新四军的通信联系。
1940年5月,少文随周恩来同志离开延安赴重庆。7月,由南方局派往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除保持了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等地联系外,还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陷落,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通,疯狂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在香港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和夏衍、金山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属数百人陷入危境。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示驻港机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尽全力营救。在廖承志同志主持下,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研究,让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少文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在广东省委、当地游击队等的协助下,组织动员了一切可能运用的力量,终于胜利地把这些抗日爱国人士秘密转移到安全地区。由于他在营救工作中表现出色,受到周恩来同志表扬并给予中央登记的奖励。
1942年8月,少文奉令回到重庆。在重庆,少文化名张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先后任交通处处长、组织部负责人、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局委员。在任内,少文直接组织铺设了川陕转移线路和重庆到中原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他还直接领导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的工作,争取团结了许多科技人员,为国家积累了建设人才。1945年,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为谈判斗争和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情报保障,多次安排并陪同毛主席接见革命爱国人士。1946年2月底,少文作为周恩来同志的随员随同三人小组从重庆飞北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决定迁回南京。1946年3月,周恩来同志派少文先行赴南京、上海为中共代表团(即南方局)迁移做准备,不久,奉命转入地下。1947年1月16日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少文同志任委员,分工负责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
1948年6月,地下党出了叛徒。少文本已对有关人员做了转移安排,自己也准备隐蔽起来,但因有一个重要关系会面,明知危险,仍依约前往接头地点,不期与特务遭遇,所幸他改变了平日装束而未被认出。他巧妙地支开敌人,争取了短暂的时间,夺窗跳楼,摔坏了腿脚,忍着剧痛,离开现场脱险。10月,少文撤到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1949年4月,少文与李维汉、刘晓等邀请黄炎培、朱学范等共商解放上海中的接管问题。5月8日,他会同刘晓致电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对上海地下党配合与协助解放军解放上海作了周详部署。5月27日,他随军进驻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兼轻工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等职,组织领导了上海和华东地区的轻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构筑地下长城
少文是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党我军隐蔽斗争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他在敌区建立和领导的工作机构,是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重要情报工作系统之一,党中央和情报部门的领导都对他有高度的评价。他从事的工作与党的各个时期斗争任务息息相关。早在1937年,少文任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时,就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1945年9月,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长期间,主持建立了情报关系,调查国民党的动态,综合研究各种情报,报告中央。其内线关系,深入到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宣传部、党政革新座谈会、军统、政府的财政部及军政部等,转移上海后,他所领导的情报系统伸向南京、武汉、镇江、重庆、昆明、徐州、郑州、香港等地,配有自己独立的秘密交通和电台,获取了国民党陆、海、空军及后勤、警特的许多重要情报。
他曾两度领导在上海的党中央地下档案库的工作,曾于抗战胜利后,组织人员并亲自参与将党中央存在上海的5000多份文件由上海转运抵延安,为保存党的珍贵历史文献做出特殊的贡献。
少文在隐蔽斗争战线的建设上具有远见卓识。全国解放前,他就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适应形势发展,调整情报工作布局和工作方法的建议。解放后,少文曾担任军委四部代部长、军委二部部长等职。他参与了当时我党我军情报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他十分重视单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重视院校建设,经过细致的工作,形成了稳定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队伍。他重视规章制度建设,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各业务系统的计划、部署、检查机制,保障了情报机关的正常运行。他努力加强侦察力量建设,既积极创建新的侦察手段,又不断地吸收新技术加强传统手段,并通过组织比武竞赛等推广具有创造性的新经验。在任期内,他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严密组织了抗美援朝、台湾海峡斗争、中印边境反击战、援越抗美等情报保障,对世界形势发展,特别是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为50年代、60年代我国国防战略的制定,为我国外交斗争提供了必需的情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外交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党的领导下,少文和他的战友们,以他们的满腔热血,构筑起捍卫祖国和人民安全的又一条长城——地下长城。
清正廉洁的楷模
少文一生谦虚谨慎,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清正廉洁,严守纪律。
他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在工作中不避艰险,不计名位。他三次由公开转入地下工作,都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在离开上海“孤岛”的去向问题上,他请求到枪林弹雨的江南抗日游击队去战斗。当组织上选定他任军委二部部长时,他考虑自己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不完全适合工作的需要,因而郑重向上级写了报告,提请组织另从懂军事的干部中遴选得力干部。一旦命令施行,他又毫不迟疑地挑起担子来。他长期处于地下或独当一面的环境中,能贯彻共产党员的“慎独”的要求,实行自我监督,靠党性进行工作。他工作一丝不苟,勤奋刻苦,日以继夜。他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无论听汇报、参加会议,都认真作笔记。他作计划、总结,准备讲话稿、汇报提纲都是亲自动手。他坚持原则,光明正大,为人刚正,不趋炎附势,不拉帮结派。他尊重领导,爱护干部,对待同志谦虚诚恳,做事稳健持重,有长者之风。他从不夸耀自己,对于自己的不平凡经历,对于自己的工作成就,如参加转移香港民主人士、组织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遵义会议时期担任秘书工作以及与张国焘作斗争等这样的大事,绝口不谈,所以很多同志对他虽感到现实的亲切也觉得历史的陌生。
历史上,少文曾多次经管党的巨额经费(如1946年4月25日中央一次拨给刘少文6亿法币),但他从不沾公家一分钱。他生活俭朴,只有工作必需的几套衣服,到北京后十几年一直过集体生活,与爱人、小孩各自在机关、学校吃食堂。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亲友、帮助同志。招待来客从不假公济私,都是自己掏腰包。他非常鄙视利用职权为子女营造“安乐窝”的不正之风,他对子女要求严格,衣食住行绝对不许特殊,不许乘坐公车,在就业方面从不要求照顾。他的孩子,一个是有相当贡献的医学科学研究人员,一个至今还是一家国营工厂的一般干部,但他对一些烈士遗孤却无微不至地关怀,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就亲切地叫他为“刘爸爸”。1978年少文被落实政策后,把补给他的工资交党费一万元,以一万元捐赠给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晚年,还将自己的部分珍贵图书捐赠机关。少文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清正廉洁的楷模。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由于特殊的工作环境和一些历史原因,许多人对少文了解不多,他的业绩貌似平凡其实伟大,是党哺育的无名英雄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是我们的楷模,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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