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历史成为“历史”——访韬奋园丁奖获得者白润生 [复制链接]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大家庭专访

　　使历史成为“历史”
——访韬奋园丁奖获得者白润生
本报记者董宏君
早在公元１０世纪前后，藏族聚居的地区就很可能已经产生了类似内地的邸报之类的手抄新闻媒介。２０世纪的最初１０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用蒙、藏、朝、维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刊。这一起始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个别经济、文化不发达的汉族地区，和发达的汉族地区近代化汉文报刊的创刊时间相比，也只不过晚了二三十年。１９０５年以来，大量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相继问世。到８０年代末，全国已有１７种少数民族文字的８４家报纸和用１１种民族文字出版的１５３家期刊，出版地点分布于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１２个省（区），总发行数报纸达１４８３．５万多份，期刊１２８０多万册。
我们对这一历史概貌的了解，来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一书，而使这一历史成为“历史”的人，就是韬奋园丁奖获奖者之一、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白润生。
与中国无数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纷繁的世界中，白润生安然固守着一张平静的书桌，并潜心埋首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这天地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小而又小，而在他的心中却大而又大。
与３０年代末出生的他的同龄人相比，白润生多变的人生轨迹似乎揭示出他的虽不明晰但却执著的渴望。他读的是师范院校，毕业后在一家中学教语文。７０年代末他转行到报社当了编辑。８０年代初，白润生又选择了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教写作课。１９８４年，他又由写作教研室来到了新闻教研室，并开始了他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在一次次有意无意的变化与选择中，白润生也一次次地调整着自己的人生坐标。这坐标上没有实惠与时髦，却端端正正地刻着急迫与职责。因为手执教鞭的白润生看到：各族学生填着古今中外各类新闻课程的课目表中，没有一门提及少数民族自己的新闻历史。
每一个探寻历史、研究历史的人，似乎总有一种被赋予责任的神圣、把握历史时的庄严、书写历史时的豪迈。而当白润生踏上这条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追寻足迹的道路时，这一切，都被他所面临的艰辛遮住了。
白润生个性沉实，言语不多，不喜说教。大概缘于这样的个性，他在学术上同样质朴无华。即便面对“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他也没有令人炫目的理论。他鼓励自己的只是：耕耘、耕耘，让史实说话。
他以排沙简金的功夫在浩渺的典籍中搜寻线索，在奇缺的少数民族报刊中积累资料。少数民族本来多在边远地区，又几经战乱，各种资料、档案少而又少。白润生好不容易找到７０年代才创刊的乌兰察布报（蒙文版），可一问，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存创刊号。这样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没有时间和经费亲自查找的情况下，他便不断寄信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报社，各地民委和各地的朋友，言辞诚恳。尽管回复率仅３０％，白润生还是万分欣慰。作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汉族学者，民族语言是他遇到的又一大难题，于是，民族大学里各民族的专家、学者、教师，他的来自民族地区的学生，都成了他的老师。
当他数十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和《民族报刊研究文集》付梓的时候，已有人称他“在中国新闻史界第一次树起了系统化的、全面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大旗”，新闻史前辈方汉奇则称他的研究“填补了中国新闻史的空白”，“对新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广大文史学科的研究工作者，也将有所裨益”。而白润生依然静静地沉在自己的那方天地，不辍耕耘，以廓清自己的学术框架，形成自己的新闻史观。他反复强调的只是：中国５５个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报刊史，新中国之后还有了大发展，有了民族广播和电视。所以，一本完善的中国新闻史应该包括少数民族的新闻史。
如今，白润生的学生已大多活跃在由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新闻单位，他带的研究生也已和他一起并肩战斗在教学第一线，最新面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里有他为读者勾勒出的一部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报刊的历史画卷，翻开近年来厚厚的《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概况已有一席之地……我想，这里面一定已实现了白润生的一些渴望，而另一些渴望此刻还正在他的笔底继续流泻。（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