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古籍 [复制链接]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古籍
李晓东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有一部悠久的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曾创造过自己独特的古代文化。
除汉族以外，我国还有５５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古籍”指的就是各少数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文字、口碑等文献资料。它的内容涉猎极广，包括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医药、生产技术等等，记录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包含了各民族人民世世代代含辛茹苦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殊的社会条件，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古代所创造的优秀的文化古籍长期被埋没，甚至有许多古籍珍品遭到破坏，有的散失民间，有的则早已名存实亡。解放以后，我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成为可能，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少数民族古籍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全面开展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为落实完成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任务，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强调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性、迫切性，并在建制和财政上做了具体的部署，使民族古籍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弘扬，民族古籍工作的配套体系日臻完善。在国家民委的直接领导下，至今全国已有２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１３０多个地、州（盟）设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专门机构，组织了一批专业人员。１０多年来，在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下，全国已抢救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达１２万册（种、件、部），已整理书目达１１万册（种、件、部），出版了４０多个民族的３０００多种民族古籍。其中大量学术价值极高的书目，如北京的《全国满文图书联合目录》、广西的《布洛陀经诗译注》、内蒙古的《江格尔》、西藏的《布达拉宫典籍目录》、藏族的《格萨尔》、新疆的《福乐智慧》、《玛纳斯》、宁夏的《正教真诠》、吉林的《海西女真史料》、甘肃的《安多政教史》、青海的《古兰经》、四川的《彝文古籍目录》、云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广东的《畲族祖图族谱》等，在我国学术界引起轰动，甚至为世界所瞩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国际学术领域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在敦煌学、西夏学、纳西东巴文化学、蒙古学、突厥学、满学等世界热点学科的研究中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云南
历史上，云南的傣族、纳西族、白族、藏族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字文献传世；白族、壮族、布依族、瑶族有丰富的方块类汉文字文献；回族使用汉文字书写下了无数宗教经典；其他的民族则流传有大量时代特征明显、民族特色浓郁的口碑文献。１９８４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在国家民委直接领导下，云南省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抢救整理民族古籍工作。经过１２年的努力，目前已抢救清理了近万种民族古籍；发掘出了清代阿拉伯文《古兰经》木刻雕板９４６块，壮族宗教典籍《鸡卜经》，彝族《神威经》、《哎喃洁净经》刻印本、《阿赫希尼摩》抄本，纳西族《东巴舞谱》等一大批孤本古籍；组织翻译整理了《纳西东巴经典全集》、《瑶族度戒经》、《版纳法典大全》、《哈尼族礼仪大全》、《祭龙经》（彝族）等数十种近９０００万字的民族古籍。云南民族古籍的大规模抢救整理，推动了云南民族文化的研究。８０年代以来先后兴起的“贝叶文化”、“东巴文化”、“毕摩文化”就是以傣族、纳西族、彝族的经典或经典传承人作为该民族文化的象征。
云南民族古籍范围广、种类多，抢救整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云南省高度重视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工作，建立健全了全省民族古籍工作机构，落实了一批对少数民族经典有研究、有造诣的“东巴”、“毕摩”、“喇嘛”、“佛爷”的民族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他们整理民族古籍的积极性。为确保云南民族古籍事业后继有人，通过中央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培养了近１００名民族古籍专业人才，又先后举办了６期云南省民族古籍整理培训班，提高了在职人员的专业素质，选送了２０多名业务人员参加了“全国民族古籍培训班”。由于重视人才的培养，云南民族古籍系统拥有了２００多名专业人员。为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加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工作，云南省还成立了２５个民族的古籍文库编委会，将热心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聚集于各文库编委会，进一步壮大了民族古籍队伍的力量。
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是一门介于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任何一门现有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为使这项事业能在系统的学科理论指导下稳步开展，云南省古籍工作者积极开展民族古籍学科理论的探索，建立了《云南民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古籍论丛》学术园地，云南省古籍办总结１０余年的民族古籍研究成果，推出了民族古籍学科理论的力作《民族古籍学》，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苍铭）
新疆
新疆地处亚洲腹地，地域辽阔，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又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祖国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古籍。
千百年以来，新疆各民族创造的民族古籍文献，不仅语（文）种之多居全国之首，而且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在目前已搜集到的民族古籍中，包括了维吾尔文、察哈台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回鹘文、哈萨克文、托忒蒙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满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藏文共１３个文种。其中有不少罕见的手抄珍本和孤本，已出版各民族文种的古籍１１８部（件）。目前全区从事民族古籍工作的有包括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锡伯、乌孜别克、塔塔尔、汉等多民族的干部队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办公室为了适应新疆古籍工作的特点，设立了维吾尔—乌孜别克族、哈萨克—塔塔尔族、蒙古—达斡尔族、锡伯—满族、回族和柯尔克孜族６个古籍业务组。这些业务组都由该民族中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和从事民族古籍实际工作的教学、科研、翻译、编辑人员组成，他们为自治区的民族古籍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古籍工作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学术研究和交流也日益活跃和频繁。１９８８年８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我国学者４０多人外，还有来自前苏联、蒙古、德国、美国、匈牙利、芬兰、日本的学者１６人。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在搜集整理出版的基础上，也举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活动。《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人民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极大的兴趣，这部巨著的学术研究在不断发展。首届《福乐智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北京举行，参加研讨会的除我国专家学者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蒙古、日本、美国、德国学者６０余人参加。（韩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