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后的中学西传——兼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西学东渐后的中学西传
——兼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尹飞舟
西学东渐，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主潮，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是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
西学东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使中国人得以批判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使这种批判和反思也成为新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西学东渐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变革是深刻的，它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主潮，而且也是中西文化交融中占有优势的主要流向。
文化交融从来就是双向的，虽然在中西文化交融中，西学东渐几乎是一统天下，但另一种流向仍然存在，这就是中学西传。尽管与西学东渐的滚滚大潮相比，它显得异常微弱。这项工作也是由西方传教士开始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ＪａｍｅｓＬｅｇｇｅ）１８４０年东来，１８５８年在香港着手翻译十三经，得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至１８９５年五卷本的《中国经典》英译本出齐，内容包括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周易》、《礼记》、《春秋》、《左传》，在中学西传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２０世纪西方汉学家卫礼贤（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ｉｌｈｅｌｍ）、贾尔斯（ＬｉｏｎｅｌＧｉｌｅｓ）、韦利（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以及中国学者辜鸿铭、林语堂等在西译中国经典，使中国文化西传的工作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典籍的西译从此也日渐增多。但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本是为了传教，并不含有文化创新的动机，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学西传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极小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就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东方哲学排除在真正的哲学史之外，仅在“导言”中提及中国哲学，其中还多是误解。作为思想界的巨人，黑格尔的这种认识在西方极有影响，也极有代表性，他所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优越感明显不利于西方了解中国文化。比较起来，或许西方了解和吸取中国文化要比中国了解和吸取西方文化更难。因此，西学东渐的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来做，而中学西传的工作还得由中国人与西方人一起来做。
中西文化交融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过程，整个世界正在逐步走向文化大融合。今天，西学仍在东渐，随着科技的进步，西方的现代先进文化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所吸取，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需要从中国文化中吸取营养，因而中学西传在今天具有更不一般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西译中国文化典籍，使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既不是到西方去兜售家传古董，也不是要用中国文明去“拯救”衰落的西方。而是要以一种理性的态度，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自觉地加入到世界文化融合中去，并在这种世界文化融合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亦即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从而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民族文化建设。这就要求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不再集中在儒家经典上，而应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
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学术界、翻译界、出版界终于注意并开始投入这项工作。湖南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就显示出高远的立意和独到的眼光。这套丛书以“汉英对照、文白对照”的形式出版了《四书》、《老子》、《周易》、《诗经》、《楚辞》、《孙子》，据悉近期还将出版《庄子》、《左传》、《公孙龙子》、《淮南子》、《唐诗３００首》、《宋词３００首》、《元曲３００首》等汉英对照本，旨在全面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当然，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成英文，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译文的完美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译文的完美程度体现着不同文化的融合程度。该丛书已出的几种总体质量很好，但有些译文也有待斟酌改进，因此有必要保持一种开放性的的翻译系统，不断修订，使译文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