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故事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旧事重提

　　《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故事
向延生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究竟完成于何地，有不同的意见与说法。去年１２月１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创作６０周年座谈会”上，仍然各持一端。
在编辑《聂耳全集》时，我查找到了有关材料。
影片《风云儿女》的作者与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在《大众电影》１９５７年第１９期撰有《影片〈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其中说：《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的定稿是由日本寄回来的。”田汉在《影事追怀录》里又说：“１９３５年疯狂的白色恐怖使许多同志被捕，聂耳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欲得而甘心的对象。党为了保存这一艺术实力，并为了进一步培养他，批准了他到日本去，一来避难，二来让他更好地学习。他在日本学习中也没有丢下工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定谱就是他从日本寄回来的。”１９５９年，田汉写了一篇《忆聂耳》，说：“到日本后，聂耳一面按照计划进行学习，一面还负责完成在国内承担的工作。我在１９３４年写了一部描写知识青年由象牙之塔断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其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就是他从东京寄回来的。《风云儿女》拍摄时我已入狱，聂耳以高度责任感和同志情谊争取为这主题歌作曲。他在国内写成初稿，又带到日本加工。”这些都肯定此曲的定稿是聂耳从日本邮寄回来的。
有人认为聂耳在国内已经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定稿。其重要“依据”，就是聂耳出国之前，《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在上海百代公司录制了唱片。笔者经过多方努力，１９８０年终于在英商百代公司驻上海办事处查到了百代公司１９３５年的录音登记簿。那个原始记录上面写着：《铁蹄下的歌女》４月２５日录音，演唱者王人美；《义勇军进行曲》５月９日录音，演唱者为电通公司合唱队的袁牧之、顾梦鹤等。根据聂耳自己所写的日记（手稿原件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５日他登船离开了上海，因而百代公司录制《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时，肯定是在聂耳出国之后的事情。
认为聂耳在国内已经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定稿的另一个“依据”，就是录制唱片之前，聂耳与负责影片《风云儿女》配乐的贺绿汀，已经完成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全部影片的录音。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底笔者在上海采访９２岁的贺绿汀老人时，他说１９８２年２月他在《上海歌声》发表的《回忆三十年代的聂耳》一文里，已经写明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影片《风云儿女》里的录音，是在聂耳去了日本以后。“导演是许幸之，其中的音乐要我帮忙，《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聂耳为影片写的插曲。因为那时他已去日本，便由我去找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夫夏洛莫夫代为编配乐队伴奏。记得阿夫夏洛莫夫的配器写得比较潦草，我还要他修改过。”贺绿汀重申该片原来是由聂耳自己担任该片的作曲与配乐，聂耳突然决定去日本前，才将配乐的事委托给他。《电通》画报第二期刊登的影片《风云儿女》工作人员单人头像照片下面，聂耳写的是“作曲”、贺绿汀写的是“配乐”。因而贺绿汀在该片从事的配乐工作，全都是聂耳出国以后的事情。影片《风云儿女》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４日才在上海首次放映。
为纪念聂耳诞生７０周年，当年担任影片《风云儿女》导演的许幸之，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５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聂耳》一文。文中回忆了他与聂耳共同工作的情景，聂耳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两人合作歌曲《铁蹄下的歌女》等情况。但是该文也认为是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以后，聂耳才东渡日本的；该片的后期录音和音乐合成，聂耳是交给吕骥全权负责的……看到该文后，我专程在北京拜访了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许幸之，介绍了我在有关此事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给他看了田汉等人写的文章、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记录抄件、１９３５年第一、二期的《电通》画报等资料。相互交换意见后，许幸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也同意《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是聂耳东渡日本以后邮寄回来的；影片《风云儿女》的后期录音和音乐合成工作（即配乐）是由贺绿汀承担的。
笔者编辑《聂耳全集》期间，１９８０年底采访了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１９３５年时他也是当时党的电影小组成员）。当时司徒慧敏不仅证实《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是由日本邮寄回来的，还说聂耳当时就是把乐谱寄给孙师毅和他（时任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摄影场主任）两个人的。为此司徒慧敏还专门撰写了《在暴风雨中诞生——追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过》，刊于《大众电影》１９８２年第１０期，介绍说：聂耳“在不长的时间内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在离开祖国的前夜，还亲自到电通公司荆州路的摄影棚来和我们一同练唱，最后还仔细倾听朋友们的意见，决心尽最后的努力去修改。可是出国的船期已经逼近，只有两三天了。这时他向我提出，要求把未完成稿带到日本去修改。尽管我表示担心赶不及《风云儿女》的后期录音，但他那种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永不满足的精神和毅力说服了我。大约在四月末、五月初，他就把歌谱的完成稿由东京寄给了我。”
由此可证实，《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是聂耳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８日抵达日本后，大约于当年４月底，最迟于５月初，才从日本东京邮寄回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