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识斯人——缅怀高天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五十年后识斯人
——缅怀高天同志
李克林
高天逝世快两年了。他逝世后，在《高天纪念文集》里和《中华英才》等报刊上，在朋友和亲属们的回忆和怀念里，高天往日的一切和我对他的印象重合起来，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党的统战工作的英才，一个多么值得永远纪念的好人！我想写写我所了解的高天，这愿望使我又一次拿起了笔。高天和我可以说是拐弯朋友。他的夫人宋黎野是我开封女师的同班好友，１９３６年毕业后各奔东西，还常通信，“七七”事变后失去联系，我一直不知她在哪儿。１９５０年春，我们人民日报社进城刚一年多，一天，突然有人找我，带来一封信。那熟悉的字迹，带给我意外的惊喜，是黎野的信。带信人就是她的爱人高天，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高天当时是应文化界老前辈胡愈之的邀请来京筹办《光明日报》的。不久黎野也来京。两家经常来往，常常一起带小孩子去公园。我们谈孩子谈家常，高很少参加。高常上夜班，到他家也很少见面。“文革”开始，高天这个《光明日报》的“二把手”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大特务”，遭到残酷的批斗，连他十几岁的小儿子也被拉出来斗。我们两口子也挨斗，不过批斗的程度比高天挨的斗“文明”多多了。当时，我坚信一条：我的朋友和朋友的爱人，决不会是坏人，决不可能干坏事。
我被“解放”后，曾到他家暂时栖身的新文化街那个破房子里去看他们，高天身上沾着脏土，还在带病“劳改”。这些曾在国统区出生入死的人，“文革”中的遭遇比根据地来的同志更为悲惨。高还是比较坚强的。凭着对党的坚定的信念，高天终于熬到了完全平反。历史是公正的。
１９７８年，正当光明日报社要恢复高天副总编职务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应史良、胡愈之、萨空了的联名申请，调高天到民盟工作。就此高天离开了他为之奋斗近半个世纪的新闻生涯。改行从政虽非所愿，但高天一贯服从组织，很快到了民盟。连总结一下他前半生的笔耕成果的机会也没有，以致成为终生遗憾。
高天是民盟一个资深盟员。１９４８年在香港曾任民盟港九支部负责人，并在那里参加过由沈钧儒主持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高天到民盟中央后，历经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等几位主席，协助他们重建民盟，自己也由委员、秘书长直到常务副主席。他在民盟工作１６年，直到去世在工作岗位上。
“文革”以后民盟重建初期，任务十分艰巨。民盟成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要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团结这批力量，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高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化解矛盾，顶着压力，落实政策，满腔热情，团结同志，不论大事小事，几乎事必躬亲，白天干不完，夜晚接着干，访友谈心，调查研究，真是夜以继日。北京忙不完，还要跑外地。他夫人说，除西藏外几乎全国都跑遍了，哪里问题多他就到哪里。我去他家多次，看到他一进家门，不是接电话，就是打电话，饭凉了也顾不上吃。民盟许多事都要找他，其耐心、细致，真是少见。一次他刚出差回来又要订票外出，说是那里换届选举，问题很多，专等他去解决。
每次在他家，我总想抽空同他谈几句，可他忙成那样，怎好意思？我总在想：高天这人干工作怎么这样投入，这样执著？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停息地奔波。
无论在民盟自身建设方面，还是在发动盟员参政议政方面，高天的勤奋忘我、任劳任怨的精神，都得到同志们的信任和赞扬；他对同志关心爱护，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清正廉明。高天是１９７８年调到民盟中央的，此后还住在光明日报宿舍，房子在五楼。他有心脏病，每天几次上下班爬五楼很吃力，他却从不提什么要求。一次我说，你们还不换换房子？他只是笑笑。当时他已是民盟中央的秘书长，可他从不提自己的困难。后来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向费老反映，向有关方面申请，才安排他搬了家。
高天的病与他长期的劳累有关。在发现血液病之后，两年间反反复复，住院出院。开始大家还很乐观，他也很坦然。病情缓解了，医生要他回家休养一段，可他哪里会休养？我建议他每天到附近的玉渊潭去钓钓鱼，换换空气，他只是不在意地笑笑，好像这种生活方式离他太远了。
长时期来我对高天总有个矛盾的印象：看上去风度潇洒，可是那样老成持重；带点诗人气质，可有时又那样古板，像个老夫子；他温文儒雅，可在坚持原则时，又似缺点人情味；他是个“当官的”，可又那样随和平易近人……我经常到他家，见面不少，可是从没长谈过一次。
黎野多次谈到她的家庭琐事：孩子们在饭桌上议论一些事，稍有“出格”，高天就怒加呵斥，有一次甚至摔了筷子。大儿子较早买了辆旧汽车，他很久不让这个儿子进门；当时买录音机的家庭还很少，孩子买了一个放点轻音乐，高天也大发脾气……本来家门之内一点小事，有谁知道？可高天就是不允许。严正、古板到如此程度，真有些不可理解。我听着这些，始而惊讶，继而惊叹：高天这人怎么这样“迂”？有些人在外边道貌岸然，到家又一个样。高天这人却是表里如一、内外无别。
了解了高天过去长期的斗争经历之后，我才懂得他这种思想品格的形成并非偶然。高天少年时代就与党的地下组织接触，１９３３年在郑州一个小学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当时叫ＣＹ）。他爱写诗，曾在一些报刊发表过不少诗文，作家魏巍就是他的少年诗友。他又当过编辑记者，联系一批进步青年，对中原新文学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抗战开始后，又走进枪林弹雨，当了战地记者，采写过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等战地通讯，总计有百篇以上。他从医院回家休养那一段时间，曾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当时国统区的各种报纸，记下目录，并复印了几十篇。他可能想争取时间把自己战争年代的作品结集成册。可惜还没来得及整理，不久他就发病住院。那些复印稿有些字迹模糊不清，无人能辨认，出书有极大困难，这成为高天的终生遗憾！
在高天的战斗经历中，我觉得他生命的光辉不仅仅是在敌人的炮火下，更重要的是在没有硝烟的国统区的思想文化战线上。高天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长期在党的指引下行动。抗战开始就在武汉参加了“青年记者协会”，又参加了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由文化界名流胡愈之、范长江创办的国新社（高天也是发起人之一），他团结进步力量，组织文化界名流写稿，传播共产党的声音。在夹缝中战斗，其艰险可想而知。
国民党特务当然没有睡大觉，他们几次把高天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他。他们造谣诬陷，逼迫他写反共声明。在一切无效时就下毒手。紧急关头，总是地下党及时安排高天出走脱险。国新社被封闭后，他在重庆《新蜀报》期间，敌人要抓他，是地下党员徐迈进通知他迅速转移。逃到昆明，在特务又一次要对他下毒手时，是地下党员黄明按照党的安排交给高天一个小纸条，要他快走。他强记下联络地点，机智地把纸条嚼碎吞咽下去，匆匆转移。这次营救，周总理曾派人到昆明去安排。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他还经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第二次出走，他的夫人生孩子刚三天，孤苦伶仃，又是地下党安排人照顾。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高天是地下党员，后来听说他１９５６年才入党。他入党前的一段经历，除极少数的亲朋好友外，鲜为人知。原来，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国新社被封闭，高天找到党组织要求到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组织上研究后，告诉他：“你在外面工作为宜，‘背靠里（共产党）面向外’作战”。从此，高天就谨记这一指示，虽不是党员，也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颗虔诚的心，紧紧依靠党组织，以党外人士的身份，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为党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因为一直是背靠党，一直受党的指引和关怀，坚定的信念给了他无穷力量。
现在，我才弄明白一件事：５０年代新闻单位评级定薪，光明日报社的高天定９级，当时有人议论：“高天，高到天上去了！”有的说：“这人可能有点来头。”当时我们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老根据地来的，除个别领导同志外，一般没有评为９级的。现在看来，这人确实有点“来头”。高天实际上是仅次于胡愈之、范长江等“老报人”的一个较年轻的“老报人”。按他的经历和能力，９级是当之无愧的，党是了解他的。后来听说他硬是自动退下一级，定为１０级，直至去世。
现在，我对高天的矛盾印象逐渐统一起来。从一个热血少年开始，一贯追求真理，一直紧跟着党，国统区的严酷环境，统战工作的复杂艰难，“背靠里面向外”的党的指示在实践中给了他战斗力量，形成他的思想品格。他忠诚坚定，真正与党肝胆相照。他作风纯朴，对人真诚，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善于化解矛盾，团结同志，任劳任怨，不停不息……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的道德力量，感染着多少人！民盟一些同志称他是“台柱子”，是“老黄牛”，连汽车司机也说：“当领导的要都像高天那样，大家没说的，天下也会太平了！”
高天，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人生匆匆，几十年如一瞬，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我对你的了解太迟太少了！“长期相见不相知，五十年后识斯人！”当我对你稍有了解，想和你作一次倾心长谈之时，你却再也不回来了！
高天，你为之奋斗的事业正蓬勃发展，党和人民正需要你这样的英才，你却匆忙地走了。你活得太累、太疲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