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随笔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秦腔随笔
吴林
京剧是国剧，关注的人多。秦腔是地方戏，流传的区域又是闭塞的西北，人们对它的注视自然就没有像京剧那么关切。
我在西北生活了４０多年，但至今没有和秦腔亲近起来，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西北人。真正的西北人，无论是听、唱、观，与秦腔都有些瓜葛。
讲人，早一点儿是李自成。李氏是陕西米脂县人，年轻时，在银川当过驿卒，以后起义，作了闯王。在他的部队里有一个戏班子。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工团，而是一个秦腔剧团。李自成打仗随军还有这么个戏班子，也并不是为纯粹意义上的娱乐。一是他的士兵多是西北人，同时他自己也深爱秦腔，他把秦腔作为自己部队里的军戏。
再一个就是董福祥。这个人知道的人不多。其实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他是个人物。董氏，是现在的宁夏固原人。清末，他担任过提督、禁卫军首领。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的部队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他被指为“首凶”而革职。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派左宗棠镇压。董福祥当时是一支义军的头领，战斗顽强，令左宗棠头痛，最后在镇靖堡投降。降自降，但左宗棠怕董福祥日后难以约束，还是要杀他。解了衣服，松了发辫，临刑之际，董福祥高声唱起秦腔来。唱的是《锁五龙》。待唱到“雄信本是奇男子”一句时，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英雄神态，叫左宗棠大为赞叹，松绑赐酒，并说：“我为单将军压惊。”收董福祥为副将。后董随左征战西北，屡立战功。董福祥得官，缘于秦腔。
其实并非西北人对秦腔情有独钟。现在北京人哼起京腔京韵的京剧，似乎很地道。但在清初，京剧这个剧种还没有形成。乾隆四十四年，秦腔艺人“魏三”（魏长生），在京演《滚楼》一剧，顿时轰动京城。以至于当时演唱“京腔”的“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而已。”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清政府颁令禁演秦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乾隆五十年议准，嗣后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现在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于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这个禁令很严厉，无奈秦腔艺人只得改唱昆、弋腔。魏长生曾加入昆弋班，后愤然离京。但在嘉庆年间，秦腔又在京都的舞台上活跃起来。这其间，徽班已经进京。嘉庆三年、四年，清政府又连续颁布了包括对秦腔、徽调诸腔的禁演令，但没有什么效果。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魏三又回到北京，仍演秦腔。翌年演《背娃入府》死于后台。
秦腔没有成为国剧，并且逐渐失去了生气勃勃的局面，最后在首都舞台绝迹，主要原因还在于自身的食古不化。徽班也曾在禁演之列。但是徽班不但没有离京，反而促成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京剧的诞生。徽调吸收京腔、汉调的一些音乐表现形式，在声腔演唱中以皮黄为主，话白采用了京白和韵白两种表现方式。这样，不但为北京市民所接受，同时，以昆、弋之声为雅乐的清宫廷也接纳了这个新的剧种——京剧。当然徽调也不存在了。
可是秦腔还存在。
秦腔，曾经走向了全国，它或者融合、消亡；或者仍执拗地留着自己独特的唱腔，以及叫外地人难以接受的陕白，而不肯迎合当地人的口味，犹如一个游子，最后又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北。
明朝中末叶，秦腔形成以至成熟，至今也有近４００年的历史。在这近４００年间，秦腔的保留、流传，主要是靠艺人们的口授身传。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艺人，竟然使一种艺术载体延续了近４００年。这其中的原因，仅从艺术本身来说，是讲不清的。
京剧艺术，也是一些文盲与半文盲的艺人们创造并保留下来的。京剧艺术的成熟，不到２００年。然而就在这么一段时期里，就出现了“小荣椿班”、“富连成班”、“三乐班”、“崇雅班”、“斌庆社”等许多著名的科班。
秦腔在４００年间，有影响的科班就是一个“易俗社”。但“易俗社”也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科班，它还兼有演出剧团的性质。“易俗社”在秦腔发展的历史上，实在是一座里程碑。它不仅培养了许多有影响的演员，还创作了大量的戏剧脚本，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一些剧目并被其他的戏种移植过去。像《柜中缘》就是。
“易俗社”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有了文化人的参与。像“易俗社”这样的戏曲团体，秦腔比起京剧来，就少得多了。京剧当初在北京城应运而生，以后这个剧种波及外省，培养了一些观众。而秦腔是观众培植了这个剧种。
在中国戏曲发展的长河中，许多戏曲形式都已绝迹了，或者正在消亡。杂剧、南戏，我们已经见不到它们的模样了。昆曲，也只能听到那极为微弱的音响。然而，过去消亡的只是一种戏曲样式，而戏曲并没有消亡。一种戏曲样式不存在了，同时其他新的戏曲样式又出现了。但是现在却似乎不是这样，几乎所有的戏曲都在静止或衰亡。
秦腔也是这样。
回响着金元的余音，载负着黄土高原的积淀，在历史的空间中，秦腔还能走多远？
也许它走不远，因为它太沉重了；也许它还能走远，但这需要它轻松之后。可是它扔掉什么才算轻松呢？扔掉了一些还能是秦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