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莫文骅
今年６月１日，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６０周年，我作为当年抗大创办初期的一名学员和校领导，抚今追昔，忆及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抗大的关怀，不禁感慨万千。
抗大是毛主席亲自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备、培养、输送干部的军政学府，创办９年，由最初的数百人，发展成为拥有１２所分校，数万名学员的革命“大本营”，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１０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基层指挥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主席的战略眼光
１９３６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毛主席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完成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５月１４日，毛主席在黄河西岸的大相寺主持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红军大学。毛主席将它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会上，毛主席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６月１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会聚在这里，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学校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我原是西北红军大学的政治部主任，经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杨尚昆同志批准，也成为第一科学员。学校由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我任校党总支书记，当时不设政治部，就由校总支书记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１９３７年１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３人去谈话，要我们到延安创办红大第２期。我们２月到达延安成立红大第二期。学校不久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处主任。学员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但大量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
抗大就像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召唤到了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这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主席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雄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变。更需要吸收和培养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毛主席给我们当教授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的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红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毛主席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第三国际顾问李德也给我们讲过课，主要是讲兵团战术。
我们这些红军高级干部与国民党打了１０年，过去是见了“青天白日旗”就打，现在让我们也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共同抗日，思想上的弯子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来的。为了帮我们转弯子，毛主席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我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分析问题鞭辟入里。
毛主席非常的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来到我们一科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我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他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在我们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
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这一决定，我们有些人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１２月２６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红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对付，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
毛主席的办校作风
抗大是毛主席亲手创办起来的，也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办学校有一套独特的作风。
他既总揽全局，又放手让学校干部大胆工作。在红大时，他兼学校政治委员，后来又兼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任，但一些具体工作都由学校干部去做。在红大时，他让我们几个学员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这在我军教育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办学中，毛主席注重抓干部，特别注重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抗大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是毛主席亲自挑选并任命的。１９３７年５月，胡耀邦同志到我们抗大学习，任一队支部书记。有一次，我陪毛主席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坐在边上，胡耀邦那时很年轻，才２２岁，说话很有条理，毛主席就问我这么小的是谁？我说是胡耀邦，是一队的支部书记，从这时起，毛主席注意并记住了胡耀邦同志。那时，抗大校长林彪到前方，罗瑞卿同志任教育长，就我们俩负责抗大的工作，而且我还兼政治工作课，工作很忙，想找个人来分担一点我的工作，过了两个月，我提出让胡耀邦同志任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瑞卿同志，请他向毛主席汇报。因毛主席对胡耀邦同志印象不错，所以很快就批下来了。
毛主席很重视学员的作风培养，特别是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和培养。他常对我们说，学员的作风培养好了，到部队后就是一面像样的旗帜。
１９３６年７月，敌人偷袭瓦窑堡后，学校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
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四面群山环绕，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物产匮乏。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黝黝的洞口，远远望去，好像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没人居住，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这些石洞成了我们红大新的校舍。
我们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我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还选了一些石头作粉笔，又给老师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在洞口，我们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平整了场地和道路。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
我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
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学习却很用功。除了听课，就是自学或讨论。石洞里很暗，我们便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漫谈讨论。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
毛主席对我们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一天，毛主席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也是对我们的鼓励。
１９３７年３月，毛主席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
毛主席身体力行，对学员关怀备至。在红大时，我们学习很刻苦，星期天也不休息，毛主席知道后，特地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要我们注意劳逸结合，爱护身体，并硬性规定我们星期天不得呆在宿舍。
毛主席还多次为抗大题词，或者亲自给学员复信，勉励抗大的学员们。红军时期管军人俱乐部叫“列宁室”，抗日战争爆发后，抗大九队的学员将列宁室改为“救亡室”。毛主席得知后，亲笔给九队的学员写信：“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惟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有的学员碰到一些难题，不好解决，也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总是在百忙中给予答复。有个叫于江的学员，碰到了难题，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为他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毛主席这种平易的工作作风，为抗大干部和学员作出了榜样。
毛主席倡导的抗大校风
抗大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校风，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１９３７年４月的一天，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给了我这八个字，字不大，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我叫政治部的同志用红布把这八个字放大剪了贴在校门口。从此，这八个字就成了我们抗大的校风。
在抗大，学员和干部不论来自何方，大家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关系非常的融洽。一天生活也非常的紧张有序。抗大的校规也是很严格的。有的事情，毛主席亲自管。黄克功原是个团政委，６队队长，是个很不错的干部。有个女生与他谈恋爱，黄提出要与她结婚，女的不干，黄火了，拔出手枪把这个女生打死了。毛主席要枪毙他。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为他求情，主席不同意，亲自给雷回了一封信。后来还是将黄枪毙了。
抗大是革命的熔炉，也是青年人的天地。因此，课外生活非常的轻松活泼，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强调领导带头。有一次，为了欢迎朱总司令从四方面军回来，我们赶排了一个文艺节目，由罗瑞卿、张爱萍、宋裕和等同志自编自演。原来让高个子耿飚同志饰蒋介石，他执意不肯。罗瑞卿同志长得也比较高瘦，后改由他演蒋介石，演的还挺像。剧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婆，由宋裕和同志扮演。当他穿上借来的老太婆衣服，认真地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学小脚老太婆走路时，惟妙惟肖，台下的观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除了文化娱乐外，我们还修了篮球场，在球场上埋下４根柱子，钉上几块木板，找两个桶箍代替球筐。尽管简陋，但玩得很开心。在抗大时，朱总司令打球的兴致特别高，休息时经常找我们打篮球。他一般是打前锋，我打后卫。我们看他年纪大，就有意让着他点，他带球跑几步，裁判也不吹哨，这样他觉得我们是另眼相看，嫌和我们玩的不过瘾，于是便和女同学一起打球。女同学可不管这些了，有时推他几下，撞他几下，还常常盖他的“帽”，朱总司令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呵呵的，因此，女同学们都管他叫“老外婆”。
在延安，最有名气的还是抗大的歌声。每天早晨，在延水河畔，在宝塔山下，都能听到抗大学员那高亢嘹亮的歌声。每次集会都互相拉歌，《大路歌》、《毕业歌》响彻云霄。特别是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大校歌，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一批批热血青年，唱着这首歌，奔向敌后，奔向前方，奔向了抗日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