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通什的路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去通什的路上 　 本报记者　苗风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卡车一个劲儿地向五指山森林里钻，山峰一个接一个退到后面去。满载货物的车辆来来往往，不断头。
我们这辆车，刚爬上一个小山坡，忽然停住。因为一个老大娘领着两个姑娘在路旁打手势，要我们带她的姑娘到通什去参加大会。
这两个姑娘都戴着黑色的帽子，穿着镶红边的对襟衣裳，衣裳很长，可掩住膝盖。一看，就知道她们是苗家姑娘。
她们递到车上一把崭新的雨伞和一个很重的包袱，嘻嘻哈哈地上了汽车。
同车的几个海南岛的同志告诉我：这两个姑娘是姊妹。一个叫黄桂香，十八岁；一个叫黄桂黎，十一岁。桂香念了二年小学，桂黎刚上一年级。
她们坐在我们的行李包上，哼着我听不懂的歌。汽车开了，她们向母亲摆手告别，我们也摆着手。母亲向我们微笑着，一直到汽车拐了弯，继续向森林里钻的时候。我们坐在汽车上，齐一地前后左右的摇晃。我随便问她们一句：
“你们常坐汽车吗？”
她们似笑非笑地发呆，我才想起，我们彼此的语言完全不通。经过翻译以后，桂黎翘起大拇指说：
“嗯，大军的车，‘顶呱呱’。”桂香也笑了笑。
我又问：“你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怎样？”
桂香说：“差得天和地，乌鸦凤凰比。”
这样的回答，引起了旁边那个曾在海南岛过了二十多年战争生活的老同志的兴趣。他不是黎族人，也不是苗族人，可是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同黎、苗族同胞同过甘苦，共过患难。他说：“黎、苗族同胞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
老远以前，黎、苗族人民被驱赶到深山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日寇侵占海南岛时，国民党的军队，就像受了惊的老鼠，成群结队地爬进五指山，抢耕牛，宰猪羊，强奸妇女，杀人放火。黎、苗族同胞撇弃自己的茅屋，从森林逃向森林，从深山钻进深山。腰里缠上树叶，采食野果，又回到了上古时代的生活。
压迫、歧视、污辱和屠杀，教育了他们。一九四三年，几千个黎、苗族男女，举起棍棒、石块、镰刀和火枪，冲出了森林，加入了海南岛人民斗争的行列。
很多黎、苗族妇女担任了部队炊事员、勤务员、运输员。有些人，不只一次地背着孩子在火线上抢救过伤员，甚至端着枪，守卫在阵地上或向敌人冲锋。
他们就是这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坚持到解放了全岛，解放了自己。
海南岛解放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百亿成百亿元地拨来生产救济款、兴修水利款，他们整修了十几万亩水田。人民政府还派来干部，指导他们积肥、除草、选种、犁田和耙田。
他们现在不仅有了性病防治队，疟疾防治站，而且有了规模很大的卫生院；他们不仅办了几百所小学，而且办了师范学校和文化馆。
为了黎、苗族人民美好的将来，毛主席又派解放大军劈开五指山，为黎、苗族人民开辟了一条生活大道。黎、苗族人民的民谣里又添上了新的内容：
毛主席的好战士啊！
劈开了五指山，
我们看到了山外的城市，
我们看到了山外的青天。
其实，他们不仅看到了山外的城市，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城市。
通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这里盖起了高大的楼房，亮起了电灯，修建了又宽又长的街市。街市上有百货公司、合作社、购货站、新华书店、邮局、杂货铺、裁缝铺、理发馆、照像馆、饭铺……。
老同志讲到这里，我回忆起了昨天路过三道市的情景。
一个黎族老大爷告诉我，这里原来只有三家人，可是摆在我面前的已是一个小市镇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在街市上曾闻到了强烈的砖瓦和石灰的气味。
在五指山区再也看不到赤身裸体的人了。男人们穿起了长裤，女人们穿起了颜色鲜艳的花裙。有许多人还穿上了洁白的大翻领衬衣。她们都完全懂得了新的生活的意义。
汽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向森林里钻。
桂香讲着她村互助组和学校的情形。桂黎打开了包袱，抖出了两件崭新的黑色的衣服。领口上、袖口上绣着各种颜色的水线，钮扣旁边绣着花和蝴蝶。桂黎高兴的在身上比了又比说：“我们到了通什开大会时才穿呢。”
我们都伸出大拇指，夸耀桂黎的新衣裳说：
“顶呱呱！”
桂黎歪着头说：“妈妈正给我们做花衣服，顶顶呱呱。”
桂黎又从包袱里拿出了一小口袋大米说：“开会以后吃。”
桂黎补充一句：“是我们在自己地里种的。”
桂黎高兴地笑了，我们大伙都笑了。汽车载着笑声，还是一个劲地向森林里钻。这时，桂黎指着从我们旁边驶过去的一个满载着货物的车辆叫着：
“布，布。”她扶着我的肩膀刚站起来，忽然停车。我一摇晃，桂黎差点摔倒在行李包上，大家更笑得厉害了，桂香、桂黎也笑得喘不过气来。
透过那密密的树林，我看到了几座灰色的楼房。仿佛闻到了强烈的油漆味儿。通什已出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