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人民的优秀女儿——写在母亲杨刚逝世四十周年之际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党和人民的优秀女儿
——写在母亲杨刚逝世四十周年之际
郑光迪
母亲杨刚于１９５７年去世，到现在已整整４０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母亲生前的同志、同事与挚友都拥护作家萧乾同志为母亲编一本文集，以兹纪念。承蒙萧乾同志欣然同意，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严文井同志的热情支持下，组织了强有力的班子，由张伯海同志任责任编辑。经过两三年的辛勤工作，《杨刚文集》便面世了。邓颖超同志于１９８３年９月为《文集》题了词：“《杨刚文集》的出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刚同志的最好纪念。”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为《文集》作了序。
在这前后，一些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她的《美国札记》。从那以后，陆陆续续还有新的纪念性文章发表，直到今年５月份还读到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的《刚烈的杨刚》。我从小就没有机会长时期与母亲在一起生活，但是从这些作品里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了我最亲爱的妈妈。
４０年了，如今可以与她高谈阔论的旧友都已渐渐逝去，然而新闻界、文化界的纪念之意仍然不断……于是，我得知首都女记协将为我母亲逝世４０周年举办纪念会，并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十分感动。
（一）
母亲原名杨季徽、杨缤，湖北沔阳人，１９０５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大家庭。我的外祖父早年做过江西道台，担任过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等职，大革命时期受到革命的冲击。母亲自幼在家读“四书”、“五经”，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从中学到大学，她就读的是外国教会办的学校，１９３２年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通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她毅然决然选择了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１年曾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皮肉都被打烂了，她始终坚贞不屈。她在１９３０年左右在北平加入共产党，彻底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她入党时正值革命低潮，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地下党的。
这以后母亲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她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曾在上海参加“左联”，并认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她曾应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邀请，与萧乾一道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她自己以“失名”为笔名，用英文写的“日记拾遗”也收在里面。１９３９年母亲接替萧乾担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是替国民党说话的。副刊的编者——我母亲却运用报社老板为拉拢读者而给的一点自由，坚守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同反动派作斗争。她组织进步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在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抗日爱国作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母亲与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人士一起被营救脱险，辗转回到重庆。这期间，她还前往福建、浙江、江西前线考察，撰写了一系列通讯发表在《大公报》上，后又编成集子出版，称为《东南行》。她的通讯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铁蹄下的痛苦和人民强烈的抗日要求，使大家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对敌人妥协投降、对人民残暴镇压的面目。
１９４３年母亲回到重庆，她很快被周恩来同志看重和赏识。她在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亲自领导下，利用《大公报》编辑和记者身份，广泛地同国际人士与外国在华记者联系。这样，从３０年代初期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大凡到过中国的进步的外国作家、记者、学者，以及同情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些美国外交官员，几乎没有不同母亲熟识的。其中一些人，如斯诺、史沫特莱等则更成了她的至交。１９４４年她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同时兼作《大公报》驻美特派员。这个时期，她根据党的指示辛勤工作，写了一系列美国通讯在重庆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的报纸刊物上登载，这一篇篇通讯后来就集成小册子《美国札记》。在这些作品中，她从各种角度对美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作了极其精细的刻画：如进步人士所受的迫害和困苦，善良人民的哀怨；垄断大王们对政治的操纵与在民主自由名义下对人民的思想控制。通讯内容丰富，分析深刻，文字生动有力。刊登这些美国通讯的栏目后来成为《大公报》驰名的专栏，吸引了许多读者，提高了《大公报》的声誉，同时也对人们正确认识美国这个国家十分有价值。
１９４８年，解放前夕，母亲从美国回国，先到香港，然后回到上海。这时，国内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革命人士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全国胜利局面即将实现。当时的《大公报》是属于政学系的，一向对蒋介石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方针，本质上还是反动的。在这个时候《大公报》站在十字路口，它应向何处去，是在旧的轨道上沉沦，还是走向新生？它的主要负责人正在犹豫彷徨。根据党的指示，母亲以极大的热情向他们进行工作，努力推动这家有相当影响的报纸走向新生。为了向当时的总经理胡政之与总编辑王芸生做工作，母亲到了上海，住在王芸生家里。那时的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几家进步报纸都已被封闭，《大公报》也不断受到压力，胡政之、王芸生正陷于彷徨苦闷之中。母亲此时对王芸生和胡政之的工作，果然起了作用。十天之后，王芸生就有了行动，香港《大公报》的言论突变，反蒋拥共的态度日益鲜明。这家报纸从依附于国民党的统治转向人民。萧乾同志把这件事称为香港《大公报》的一次起义。解决了香港《大公报》的问题以后，母亲就进入华北解放区。１９４９年天津解放，根据党的派遣，她又进驻天津《大公报》，担任了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随后将其更名为天津《进步日报》。以后上海解放，母亲再次随军南下，主持了解放后上海《大公报》的工作……
１９４９年９月新中国建国前夕，组织上让她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凭着她对于将要诞生的新中国事业的执著热爱，她穿梭于各位民主人士之间作工作。建国以后，母亲就一直在北京工作。外交部刚建立时，她被调到那里担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主任秘书，后来又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担任主任秘书。这段时间，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在她的工作相对稳定期间，每逢假日我便回到北京。她的办公室也是宿舍，就在西花厅外院的一间平房里。她的作息时间只能与首长一致：下午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般是吃中饭或者晚饭时见面。只见她总是忙不迭地看电报、回电报、看文稿、改大样……后来我才知道，在朝鲜战争开城谈判期间，她日以继夜地协助周总理处理这次冗长的谈判工作，她的工作是非常吃重的。有人说，在中央领导下，周总理工作班子里有两杆“枪”，一是朝鲜战场那边的乔冠华，另就是这边的杨刚。
１９５４年，母亲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５５年为了加强党报的国际宣传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总理提名将母亲从中宣部调到人民日报社担任主管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母亲对国际问题一向注意研究，入党以后一直同时作着党的对外联络工作。１９４８年当她回到那时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时，周总理把她介绍给毛主席时曾说：她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经过后来外交部、中宣部特别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锻炼，她自然亦被认为是和乔冠华、宦乡比肩的国际问题专家了。
（二）
到人民日报社那年，母亲已５０岁，而且长年奔波劳碌，体质较差。但是在工作上她却无日无夜，生龙活虎。人们常常看到，她上午就来到编辑部，到了深夜她的办公室还灯火通明。她把晚年的心血和精力都浇灌到党报的宣传工作中去了。她认为党报国际宣传的头等任务是把党的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世界上去。因此，她用很大力气抓国际评论，要求对每件重大事件都要发表言论，而且要快、要准确，在文字上要“力去陈词套语，用新鲜生动的思想和语言去表达”。为了能够达到这种要求，她经常同评论人员一道讨论和分析国际局势，学习党的对外政策。每遇大事要随时进行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布置题目，撰写评论和文章。重点稿件她与撰稿人一起逐句逐段修改。他们说她改稿的本领也令人叹服。一篇本来不起眼的文章，她这里加一段，那里抹一段，或者修饰一下文辞，加强一下语气，不消一两个小时，就改得大为生色。
经过一番调理，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逐渐活跃了。每天版面上都有国际问题的议论，如社论、观察家评论、评论员文章、署名专论……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注意。西方通讯社和报刊甚至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署名专论当作“中共高级官员”的言论来看待。当然，除了评论工作外，她还抓了评论员队伍的建设。
但是，她的努力持续了不到一年的工夫，一次意外的车祸给她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与休养，后遗症已使她不能再继续从事国际宣传，而改为主管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
由于多年的工作性质，母亲一直患有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烟抽得极凶，每天睡前都服用安眠药。在她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撞车的后遗症经常使她头痛难忍，服了安眠药仍彻夜无眠，无论如何治疗都不见好转。为党工作的强烈意识与极度无望的激烈冲突，使她离开了她所酷爱的人间。母亲去世时我还在苏联哈尔科夫城完成我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很迟了，才有人告诉我这个噩耗。
（三）
母亲的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新闻与文学工作不是母亲所从事工作的全部，但却贯穿了她的一生。还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她就翻译了１９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奥斯丁的名著《傲慢与偏见》，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译本，由名家吴宓作序，１９３５年商务印书馆初次发行，１９４７年已发行第四版。从这里开始了她生活中的文学部分。文学创作是她所钟爱的，有时是专业，有时是业余，有时是刀枪剑戟，有时是与心灵对话的挚友，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后期。
如果不算政论文章，她的诗歌、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等陆陆续续收成集子的有七八本以上。《杨刚文集》就是在这些集子以及后来见诸报纸、期刊的短篇中选编成的。
母亲的不少作品以革命者受难为题材。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她突出了革命者依着自己的理想选定了自己的道路，写出他们承受苦难的自觉性。尽管这条路满布荆棘和鲜血，革命者却义无反顾，经住了种种磨难和考验。这些作品确是感人至深，实际上也是母亲一生的写照。
妇女命运更是她刻画旧中国黑暗社会最为鲜明的题材。母亲作品中把笔锋着重指向封建婚姻制度、蓄婢制度。这种制度野蛮地毁灭了妇女们爱的愿望与人的尊严。她不仅写出妇女身上背负的重轭，为她们进行血泪的控诉，更写出她们不肯屈服的反抗。张伯海同志认为她善于以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揭开爱情这个旧时代妇女内心深处隐秘而又痛苦的角落。
母亲的评论文章、历史及学术论文被公认为显示了她的博学与独到见解。由于新闻是她的本行，因而报告文学则更显出她功力的深厚了。她的抗战时期的通讯报告和美国通讯便是这样的力作。
乔木同志在《杨刚文集》序中讲到，杨刚同志的逝世，不但使党和人民损失了一位忠诚优秀的女儿，而且使中国文学界损失了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识见的难得的作家。她不是大作家，不追求文学的形式美，也不算多产，但在她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的经常奔波的劳碌的岁月中，能写出这样多方面的优秀作品来，不能不使人敬佩。谁要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么？谁要知道旧中国各种各样妇女的辛酸以及革命家的受难么？谁要知道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生活画面么？杨刚同志的诗、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会给你一分真实的答复。杨刚同志的小说是朴素的，但是有一种深入人心直至撕裂人心的力量。她的诗可能不够精炼，却是感情的燃烧。她的散文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乔木同志对母亲和她作品的评价是很高的。
（四）
母亲的性格与为人十分鲜明。年轻一些时，朋友们感受到的是她豪爽、正直、独立思考、说到做到、有魄力、有丈夫气。实际上，她内心深处最根本的、贯穿生命始终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一团火。抗战胜利后她在美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口称支持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廉洁的政府，而实质提供种种军援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这一事实，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无情揭发。她为此而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现在还存放在美国独立城杜鲁门图书馆“战后对华政策”的档案中。
她对待同志和朋友也是一团火：“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抗战时期，一次医生吴在东和妈妈一道在香港路上遇见一位处境困难的文化人。母亲知道那时吴大夫身上还有一张１００元的钞票，那是他仅有的了。她建议他拿出来送给那位文化人。吴大夫犹豫了，想把那张钞票换开。她不吭声，事后才说：如果那张钞票在她身上，她就立刻会给那人。这幅画面差不多是她一生为人的写照。在日军眼看就要占领香港的时候，她冒险将美国朋友爱泼斯坦带到吴大夫所在医院，说服医生帮助他做一个“人工伤口”，编一个故事，乔装打扮成为一位神父而顺利地隐蔽在医院里，脱离了危险。这是他们相互之间深厚友谊的写照。母亲对人内心的坦然，对公共事务态度上的投入，表现在朋友间的爽朗坦诚给人印象极深。据说抗战期间，《大公报》编辑部有一大间办公室与她的卧室只隔一层板壁。有时她上夜班，第二天早晨听到办公室里争论的声音，她手里梳洗的瓷缸、牙刷来不及放下就情不自禁地开门出来参加辩论。她的形象常常是“议论风生，慷慨直言，朗声大笑”。她的许多朋友对她的爽朗笑声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她的工作态度，同志们谈得更多的是她“一丝不苟，认真探索与研究。凡写文章，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却又很尊重别人的意见，很有民主风度，很善于同别人协作”。她的工作组织能力可见诸《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上。“这曾是一个很有分量也有众多读者的文艺副刊。她在报馆以外的活动多，也经常到外地采访。她可以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稿件编好，交给编辑部处理，她的对外活动既无忧无虑，而编辑部对‘文艺’副刊也不必担心有脱期之虑。因而，可能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但你会依时看到‘文艺’照常出版”。
母亲在晚年给人的印象，除了对工作的认真与专一之外，加了更多的严肃。他们更多地说她对己严，也要求同志对她严，“无论谁延误了时间或是质量不符要求都要严词加以批评”。就连一些写文章的能手也不能幸免，讲话有时“不大留情面，不少同志有些怕她”。好在细心的人能够发现，她对年轻人，“在严肃中带有一种平等待人和尊重人的亲切感，并且没有一些高级干部对下属居高临下的架势”。使我感动的是，他们说她在冷淡的外表下有一颗亲切的心，这是她不变的内心。
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但是对妈妈的直接了解很少很少，因为从小就没有机会和她生活在一起。由于她对事业的专注与追求，父亲去世又很早，我便一时跟着这位亲戚，一时跟着那位朋友，后来又被送到延安跟着党。从抗日战争起，她就是一个人生活。尽管我们生活不在一起，但每次的见面我都深深地感受到母爱的幸福。对重新相聚的企盼是我每一次与母亲分离时的梦幻。她去世前我被派往现在的乌克兰学习。也许她觉得这时我已是大人了，所以我们有过频繁的书信来往。她去世后我不仅没有勇气接受同学、老师们可能对我表示的同情，而且没有勇气重温这些我曾那样依恋的信件。我真的是害怕那刺心的痛苦，一直到最近。４０年以后的今天再来读它们，每一张纸都散发着强烈的妈妈的爱，从第一行一直到最后一行。她称我为“最亲爱的孩子”，挂念我告诉她的每一件事，回答我提的每一个问题，按照她的世界观指导我对每一件大事、小事的认识，纠正我她察觉得出来的每一个偏差。“你的可爱的照片就在我的面前，我做事疲劳时抬起头来，你就在对我微笑，我也就情不自禁地笑了”……信的末尾总要祝我“像春天一样的快乐”，“像鲜花一样的快乐”……
我曾是妈妈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欢乐的一部分，而她却为了更重要的事而割舍了。她那割舍了的青春、美丽、才华、爱人、女儿、家……这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理想、追求，为了她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神圣的革命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亿万人民的幸福，她甘心舍弃了她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而把每一分钟都献给了革命工作和进步事业。
今天，她所为之奉献了一切的事业，已经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鲜花开遍神州大地。妈妈若是有知，也该感到十分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