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会议六月十日会议上 范文同代理外长的发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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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日内瓦会议六月十日会议上
范文同代理外长的发言主席先生：
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关于高棉、寮国和越南问题的发言，使我们有必要加以澄清并作某些补充说明。指出这样一点是很重要的：自从会议开始以来，那些冒充高棉和寮国代表的人们，非常顽固地竭力否认在高棉和寮国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存在。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荒谬绝伦的歪曲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事实是：忠于充满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事迹的数千年历史传统的高棉和寮国人民，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他们已经并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抗战，并正在取得愈来愈多的胜利。这个抗战包括了两国各阶层的人民，范围及于两个国家的整个领土。
在高棉，法国军队重新侵入这个国家以后，高棉人民便起来进行斗争。民族解放运动从某些城市开始，很快便扩展到全国各地区，包括了各阶层人民和居住在高棉的各个民族。东南游击区、西南游击区、西北游击区和东北游击区相继成立起来了。每个游击区都包括了许多抗战基地。
有人谈到佛教和尚。不错，在这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里，特别受到尊敬的和尚正愈来愈多地参加抗战。他们看到帝国主义雇佣军侵犯了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焚毁和玷污了寺庙，并不断增加强迫他们缴纳的赋税。一九五二年八月，各种抗战组织的三百名代表——大部分来自占领区，其中有一百零五名佛教僧侣代表——曾开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西哈努克政权。他们在会上表示了为争取和平和高棉的独立而坚决斗争的决心。目前在许多省里，特别在磅湛省和柴桢省里，佛教僧侣和人民已有了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和有意义的习惯：每当他们在寺庙里举行宗教仪式时，他们都先诵读一遍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然后再诵读经文。泰普潘先生，这些是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占高棉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在高棉抗战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他们差不多构成了高棉自由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成员，他们并在高棉军队中占大部分。
工人们的斗争并不仅限于橡胶和胡椒种植园内，而且也在铁路局和公共卫生机构等之内。
在争取增加生产和消灭文盲的斗争中，高棉的妇女们表现得特别活跃。
在法国军队控制下的城市里，学生的斗争不断增强。一九四九年时，当莫尼庞在法国签订了有人在这里常常吹嘘的臭名远扬的条约回国时，那些被强迫去“欢迎他”的学生们都在臂上戴着黑纱致哀，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国已被这个条约“第三次出卖了”。一九五二年，这些青年学生在包围了所谓“柬埔寨国民议会”，并抗议号称由法国“同意给予”的假独立之后，他们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罢课，从金边城一直蔓延到磅湛省和马德望省。你承认有这些事实吗？
为争取和平、独立、统一和民主而斗争的高棉人民，热烈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查斯麦曾代表高棉知识分子说：“我代表抗战队伍中的高棉知识分子热烈欢迎并毫无保留地支持高棉抗战政府发表的应该有高棉抗战政府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以在承认高棉、寮国和越南三国人民的民族权益的基础上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声明。”
五月二十六日，在磅士卑省举行的有五千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佛教僧侣和代表高棉磅士卑省人民的其他许多人物参加的群众集会上，以及在柴桢省和波萝勉省的解放区和法占区举行的其他许多集会上，都通过了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决议。
至于寮国，我已在这里说过，一九四五年八月，人民胜利地起义以后，人民政权的机构便在万象、他曲、沙湾拿吉、川圹、桑怒、琅勃剌邦等地成立起来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临时抗战政府成立，宣告独立，并公布了临时宪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国王西萨望·汪退位，并同意服从新政府的命令。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法军重新占领某些城市以后，寮国政府及其武装部队便在乡村中建立起来。寮国的东部、北部、中部和南部都组织了抗战委员会。一九五零年八月，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以苏发努冯亲王为首的抗战政府。萨纳尼空先生，你相信不相信在整个寮国中，你们有苏发努冯亲王这样一个人，一位热情的战士、勇敢的军人和不倦地为他的国家创造光荣的人？目前，寮国的一半国土和一百万以上的居民已经解放了。
和高棉一样，寮国的全体人民，不分社会地位、性别或年龄，都积极参加了抗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僧侣和妇女也参加了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各级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这些僧侣和妇女在增产运动、扫除文盲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寮国农民成为寮国抗战运动中人数最多的和最积极的分子。
在靠近寮国—缅甸边境的会晒省中的游击区，居住着偻族、奔族等少数民族，目前的寮国抗战政府中的两位成员沛棠先生和锡通先生便是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两个少数民族苗族和卡族的代表。
高棉和寮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不仅已建立了自由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政府和解放军，而且他们还尽一切努力来增加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成功地进行扫除文盲的斗争。在各个解放区中，帝国主义者征收的捐税已被废除，地租和利率也已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予以降低。
有人在这里谈到西哈努克和西萨望·汪的政权诿称已实现的所谓独立和民主宪法。
五月八日以来，有人在这个会议上歌颂“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法兰西共和国和老挝王国在巴黎签订的一般协定”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签订的法国—柬埔寨条约”。
但是，当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引述一九四九年的条约第一条甲款时——该款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负责调配这些资源和政策的指导，以便准备和保证这种防务”——有人又诿称这一条约是个旧条约。他这样说的理由是因为老挝后来又缔结了一个名为“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国和老挝在巴黎签订的友好联合条约”。
但是该条约第二条规定：老挝王国重申它决定参加法兰西联邦高级委员会，在法兰西联邦总统统辖之下，以保证资源的调配和联邦的总的管理。
相距四年签订的这两个条约，其条款有什么区别呢？
在柬埔寨方面，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没有签订过任何一般条约，最近签订的一个局部性条约是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签订的军事条约。但是，当在金边城签订这一条约时，连这个政府的总理彭诺特也不得不在广播中承认：“为了柬埔寨的独立而与法国进行谈判所获得的结果的确是不完善的。”应该强调指出“的确是不完善的”这一点。他在演说中曾说：“人们也相信许多法国军官将仍然与柬埔寨皇家军队在一起，因为柬埔寨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的人数仍然很少。”（见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远东日报”）。
这几个事实就足以表明，对于有人在这里就自封的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所发表的许多声明，应给予怎样的评价。更何况一个国家的是否真正独立，还不能天真地从条约的文字上去看。而是应该研究这个国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在柬埔寨和老挝，正是殖民者们始终在操纵着各方面的事务：内政、外交、军事、经济、财政、文化和教育。但是更为基本的是国家的经济而这两个国家的一切比较重要的经济企业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这对任何人都已不是什么秘密。
从军事方面来看，军队的下层组织是由法国军官统辖着，在顶上，由驻印度支那军队总司令指挥着联邦成员国在整个印度支那战场上的一切军队。
也有人吹嘘老挝的民主自由和国民议会。他们制订了一个宪法。可是我们还要看看这个宪法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制订这个宪法的目的。制订这种宪法是不是为了掩盖我们所谈到的这些国家里的人民不享有任何选举权的实际情况呢？能前去投票的只有贵族、官员、大商人以及乡长村长们。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时，在拥有二十万居民的桑怒省只指定两个候选人，并且在该省只设了两个选举站。乡长和村长们应省长之召，在最后一分钟才知道他们须要前去投票。此外，还采取了各项警察措施来影响投票。
至于有人郑重其事地提到的柬埔寨国王和王国政府的威信，让我们来看看西哈努克国王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发出的呼吁中所承认的情况吧。他在该项呼吁中说：
“我感觉非常沮丧，并且无力在将来从事任何事业。为什么这些政客们（他的前部长们）一定要这样败坏我的名誉呢？……现在人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团结已告破裂，我们就再不能指望人们在将来尊重我们了。为什么人们说我背叛了民族来污辱我的名誉呢？……”签名者：诺罗东姆·西哈努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远东日报”。）
这里所说的人们是指谁呢？
不成问题是指越盟。因此，你们如果问我的意见，我将以高棉人民的意见来作证明。
因此，各种事实证明，高棉和寮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
至于所谓越盟侵略高棉与寮国的问题，我已经公平评判了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且我们采纳了如下的格言：“一个压迫别人的民族也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尊重其他民族，尊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财产，他们的政治制度、风俗和宗教，正如我们愿意人家也尊重我们的国家以及属于我们的国家的一切。
这是一种真理和一种坚决的主张。
泰普潘先生，你一直说你们国家的解放运动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
但是只有那些人——他们忘了本，忘了自己的国家，忘了自己国家过去的光荣历史、自己国家的英勇斗争，充满自卑感，无视自己国家的语言、风俗和文化，愿意比法国人更法国化，而且不久就要比美国人更美国化——才是被证明了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在他们国家里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民族解放运动在与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同时，也要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作斗争的原因。
因此，要恢复在高棉和寮国的和平，必须考虑到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不能设想用所谓越盟侵略的说法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高棉和寮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和越南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样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越南统一的问题。
在本会议上，保大代表团多次提出越南统一的问题，而且公然以越南统一的维护者自居。
特别坚持这一点并且装作煞有介事，这表明了一种计划周密的阴谋。
首先，保大代表团对越南的统一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来引证他们自己的话吧。
“由于越南的领土和政治统一，承认这一原则：唯一有资格来合法地代表越南的是由保大皇上所体现的国家。”
这就说明了保大代表团想要借以建立它的关于国家统一的全部理论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围绕着一个人来统一，而这个人就是保大。
这样的原则，是否认人民权利和民主的最基本的概念，并且是蔑视现实的。
保大的代表团说：“既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承认国家（保大的国家）的权威已在全国领土上建立，自由的条件也已具备，就可以在整个领土上，在越南国家（保大的国家）的范围内和在其管辖下举行自由选举。为了保证这个选举的自由和真实性质，应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国际监督。”
总之，保大代表团所设想的国家统一，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奴役全体越南人民。
与这种主张相反，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一个实现国家统一的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在越南、高棉和寮国内举行自由普选。在越南、高棉与寮国国内分别举行双方政府代表的协商会议，并在保证爱国党派与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有行动自由来筹备并举行自由普选的条件下，在各该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不允许有外来的干涉。成立地方性的委员会来监督选举的筹备与进行。”
我们认为，全国的统一必须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实现。全国的统一只能靠自由的、民主的和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普选来实现。越南人民应独立自主地选择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合法政府，来体现他们在地理上、领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这种选举将产生一个继承我国人民优良传统的越南国家。
但是，为了举行这种选举，必须首先实现停战，实现停火，并研究和划定双方集结地区。这是简单而明确的办法。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会议才同意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建议。
保大的代表团接受这个计划吗？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要谈分治呢？在这种情况下叫嚣反对分治是毫无用处的。除了使叫嚣的人露出马脚外，实在毫无意义。问题在于选举。
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误会、有含糊呢？不是的。相反地，我们认为人们已准确地完全地了解了我们的计划的真正意义及其重要性；正是由于人们完全了解了，所以人们才采取这样一种态度。正是这一点是某些人所不愿意要的。他们不愿意举行自由的普选。他们害怕人民。这是很显然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不只是我们。越南和其他地方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情况，而且谈论这种情况。
下面引用美国“纽约时报”的话来证明，该报说：“反越盟的保大政府既不得人心，又无效能。在自由的普选中，越盟将获得多数。”（一九五四年六月六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窦丁。）另一个证明是五月十六日的“费加罗报”刊载的文章。该报记者伯纳德·戴尔曼自河内发出的电讯说：
“每个法国人都生活在大多数是拥护越盟的居民中间。常常听到这样的意见：假如举行自由选举，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会投胡志明的票。”
正是因为人们深知自由选举将把越南的一切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封建渣滓扫除精光，他们才拼命叫嚣反对我们的计划。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有人提出一个大家都知道是荒谬的、不能接受的计划，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挠会议的工作，阻挠恢复和平，继续和扩大战争，从而维持一个为外国服务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政权。
在日内瓦会议开会以前和在会外，拥护保大的人们曾企图以欺骗、贿赂、免费供给交通工具以及各种可能的手段再加上警察压力，在他们的占领区中组织集会，反对所谓国家分治，并装出国家统一的拥护者的姿态。
但是，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已充分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所有这种大叫大嚷的宣传运动，都可耻地失败了。西贡的一位记者就这件事在他的“双周”杂志（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上写道：“争取国家统一的示威完全是制造出来的，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在南部没有这种示威。事实上，越南人民都衷心拥护他们国家的统一，但是他们不愿意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而有利于现政权。”
越南人民知道从人们的行动上，而不是从他们的言论中来判断他们。越南人民很久以前就已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所谓保大国家之间下了判断。他们知道谁是在争取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他们知道谁是在反对祖国而拥护帝国主义。
怎样答复这些事实呢？
保大的代表团一再说：“历史将予以说明，历史将作出判断。”
但是我们向保大代表团说：“人民已作了判断，而历史则将作更严厉的判断，因为历史将知道的东西远比我们现在知道的多。”
我们现在来谈谈独立问题。保大政府硬说它是个独立的政府。它指出它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为证。
但是，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立保大政府的。由于越南人民，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对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征服战争进行的抵抗大大加强了，帝国主义者才认为应当建立所谓的各个独立政府。这种阴谋手段的目的是明显的：制造一种执行殖民统治政策的工具，并继续进行殖民战争。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摘录法国杂志“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的一些话：
在过去五年中，在所有的国家中都肯定了这样的看法：法国只是打算以一种像十九世纪保护领时期的“被扶植的傀儡”的统治来代替直接的统治。
（一）所利用的第一种办法就是一方面草拟一个所要移交的和保留的权能的清单，而另一方面设法避免放弃全部相应的权利。于是就进入各种“实施移交委员会”的无休止的争吵。
（二）第二个办法是在事实上移交某些机构，但是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没有能力的越南人来领导这些机构，而这些人为了“面子关系”不得不经常求教于法国人。法国方面也雇用如下的越南人：那些“法国之友”——他们完全由他们的法国上级任意摆布；还有一类是声名狼藉的越南人，他们的贪污腐化的档案都掌握在高级专员公署手中。
（三）当高级专员公署没有必要的帮凶供它支配的时候，它就草拟一项严格的行政人员任用条例，规定担任部门首长所应有的资格与能力（如在欧洲得到学位或实习证明书等等），这就足以使任何印度支那人无法就任公职。在其他情况之下，法国人以这样的办法来使已移交的机构无法正常地进行工作——把所有的档案和卡片拿走，对公安机构就是这样作的，甚至只剩下一些家具和……四面墙。
（四）最后的防备措施：行政机构和各部的所有负责官员，都配以同级的法国人和许多法国顾问，而这些人之中有许多都被当作是越南官员，因而他们的名字不列在高级专员公署的正式名单之内。因此，差不多在每一个警察局里面，负责的越南官员都配以他的前法国上级，这个人在旁边的办公室里在幕后办事，可是大权却掌握在他手里。阮文兴将军本人就有一位法国上校和他在一起办公。这位法国上校表面上是“欧洲人员人事主任”，但是他的办公室就在阮文兴将军的办公室旁边。
以上种种情况毫无疑问地说明为什么越南人现在对协定的文字不像对协定的实际实施那样重视。把几个附属机构移交给保大集团的做法是不会使越南人忘记过去移交机构那样的滑稽戏的。
越南人对自己说：过去是怎么回事，将来也是怎么回事。在一九四九年，保大在那里，一九五四年他还在那里，说的还是那一套。人民是决不会信任这些政客的，五年以来这些政客一直无耻地甘心做旧的殖民政权的同谋者。
很明显，任何所谓独立条约都无法掩盖这种事实。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的“世界报”写道：
“在目前的政权处于这样的软弱无力的地位的情形之下，规定独立的条约只是一张废纸而已。”
该政权在越南人民中间毫无威信与权威，这原是很自然的。
以下是一些证明：
“这个国家（保大的国家）的领袖们可耻地从我们这里得到宠爱，可是这个国家从来就只是一个由傀儡和怪物所组成的国家，一个滑稽的东西，一个空壳子，丝毫不能引起它企图鼓动和组织的人们的信任。”（社会行动共和联盟议员克里斯吉安·伏歇的意见，刊载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八日的法国报纸“战斗报”上。）
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的法国报纸“新闻报”引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斯先生的话说：“保大政府是一个傀儡政府。印度支那人是不会愿意为它效死的。”
还可以列举许多类似的事实。
因此，保大政权毫无任何权威可言。正如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世界报”所说的：“它的权力基本上来自法国的支持和越盟的压力，而越盟的压力显然与法国的支持是不无关系的。”这番话是值得深思的。
为了执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帝国主义者企图建立一支保大的军队。我们来看看这支保大的军队是怎么回事。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国报纸“世界报”刊载该报记者罗伯·纪兰的证言如下：“越南军在今天是绝对无法接替我们的，而且如果我们撤走，这个军队就会垮台……在保大统治范围之内的绝大多数居民没有作战意志。在常常违背居民的意志的情况下强制征募起来的越南军是不可靠的。不可靠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的参谋部目前惶惶不安，怕他们大批投降……在一个腐朽的政权之下是不能有好军队的。这支军队的士气怎样呢？关于大部分干部和大部分士兵的士气，法国的主要军事顾问之一对我直言不讳地答复说：‘他们的士气么？绝对等于零。’”
下面所说的是纳瓦尔将军的证言。他在向印度支那报界告别的会上发表了谈话。路透社报道说，保大的军队在南越进行的阿特朗特战役中“表现出他们爱国主义和战胜的决心是不够的……纳瓦尔相信美国的方法会改善越南军队的水平。但是他看不到军事方法如何能建立爱国主义和宁死不屈的决心——这些都是保大军队所缺乏的品质。”（西贡，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日。）
保大政府试图发布总动员命令。让我们看一下根据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世界报”记者罗伯·纪兰的报道中所说保大的总动员是怎样进行的。
“四月十二日，保大颁布了所有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壮丁总动员令。这样便引起逃避兵役的广泛运动。人们估计有百分之五十被征召的青年逃避到越盟方面去。其余的，有百分之四十的壮丁也逃避我们；他们大部分躲藏起来，改名换姓，他们逃往乡间藏匿在村庄里。在普遍贪污腐化的情况下，许多人用钱来贿赂，求得免役……。”
这个文件证实了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就这个问题所说的一切。
六月八日，数百名越南青年——其中包括许多中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曾在西贡南面七十公里的美萩和西贡北面三百公里的芽庄的街道上举行游行，反对总动员。（见一九五四年六月九日“世界报”，同日巴黎电台广播。）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在五月十日向会议提出的建议目前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首先，应该承认越南及印度支那其他国家独立的原则，一种完全、真正、有效、无保留、不虚假的独立。这应由法国采取这个行动。
有人在这里硬说这种独立已经获得了，并且拿出各种各样的文件来。目前在座的所有代表，特别是与这件事有关的代表们，很懂得这套戏法，因此，他们对这种情况的说明给予不折不扣的真实评价。有时人们还有进一步的要求，那么便来个承认独立，这样便是破坏一个契约，使一个人获得“自由”，以便让他受另外一个人的奴役。
这便是这件事的本质。
二、法国承认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就牵涉到撤退占领三国的外国军队的原则问题。
首先是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结果。
此外，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都是没有道理的。
于是，有一种合乎实际的论点说，负责方面最好考虑一下：即使在它兵力极盛时代，法国远征军也只得遭到愈来愈沉重和彻底的失败。如果在将来，像我们所建议的，印度支那国家能与法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那么法国远征军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假如主张进行新的殖民战争的人要实现他们的计划的话，那么就有一切理由来说，法国远征军将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击溃。
三、可以规定在停火之后六个月内进行普选。
我们认为这是讨论我们国家统一的根本的、广泛的、简单的基础，这种统一是全体越南人民以及与我国友好的人民所最关心的。在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担任会议主席的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先生不是在大家全都赞同下得出结论说，越南统一是一个无人能加以怀疑的无可反驳的原则吗？
所以我们向所有的越南人建议：绝对不管他们的阶级、性别、政治及宗教信仰如何，和我们一起用目前情况所需要的唯一方法来实现我国的统一，这个方法就是举行自由与民主的选举。
但是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原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四、这些就是由不同角度影响到印度支那各国的各项主要问题。现在应该提到这些国家与法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与文化上的关系问题。愈来愈多的代表团来日内瓦访问我们，对于我们提议在平等与友好的基础之上与法国建立经济与文化关系，表示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当他们听到我们谈到我国考虑参加法兰西联邦的可能性时，他们深深地感动。他们说：“我们一再被告诉说，你们要把我们赶下海去，消灭所有的法国人。”
五、在地区调整之后，就应该考虑无论属于那一方面的支持者，他们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和个人的民主权利都应得到保证。
这些就是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政治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这就是我们会议上所要讨论的、也是我们实际生活中已经发生了的问题。
我将要结束我的发言了。
主席先生：
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在印度支那建立和平。为了建立和平，我们提出了什么建议呢？已经有了一个正义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一方面将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和平、独立、统一与民主；另一方面，将使我们与法国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你们对这个建议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我愿意特别向法国代表团谈谈。全世界都承认，我们在五月十日会议上提出的全面的八点建议，以及我们就我们努力过程中发生的特殊问题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注意到尊重所有有关各方的正当利益，并明确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很愿意看到法国代表团也采取这种态度和这种政策。我们愿意看到言行一致。不能在这里高谈和平而在另一个地方又支持一个否定和平的政府和进行必然会走向冒险的谈判。难道这是有诚意、合乎逻辑和言行一致么？有人抱怨我们说了不动听的东西。我们认为挑剔字句是没有用的。可以说，问题在于事实。为了和平事业和人民间的了解，事实必须加以指出，加以强调，并让它来说话。
停火谈判正在进行。双方司令部代表已经在日内瓦接触。并且也规定在印度支那当地进行同样的接触。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双方都应该继续表示同样的达成协议的愿望。
我们的会议是为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已清楚地看到了主要关系到交战双方——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就由于这一点，双方有必要进行接触。在军事方面，已经走了第一步。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就停下来。还应该再向前走。这就是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议的目的。这个建议将导致法国代表团和我国代表团进行接触，以便研究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我们赞成这个建议。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要看法国代表团怎样说了。因此，在双方有资格的代表举行军事会谈的同时，应举行在同样基础上的政治会谈，而本会议则照已经一再提出来了的建议那样，轮流地讨论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
这是符合会议委托给我们的任务——解决一切为了尽速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新华社日内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