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人生楷模——怀念我军优秀政治工作者徐立清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高风亮节人生楷模
——怀念我军优秀政治工作者徐立清同志
宋任穷
１９８３年１月６日，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徐立清同志与世长辞，距今已经有十四年多了。世事、人事迭经变迁，但他一生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在长期从事我军干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优良作风，是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光泽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我就和徐立清同志认识了，当时我们都在工农红军援西军工作。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和他都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后来，我们又一起东渡黄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参加了开辟晋东南根据地的斗争。解放初期，我们又一起在军委总干部部共事。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每当回首往事，总是思潮起伏，难以自抑。尽管徐立清同志离开我们多年了，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难忘的。
徐立清同志在红军时期就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当过旅政委、纵队政委直到兵团政委。建国后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大军区政委等职。五十多年的革命岁月，他从士兵到将军，从基层到总部，久经考验，历尽艰辛，特别是在政治工作、干部工作方面，有很多建树。１９５０年初，为了适应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军委决定成立总干部部，实行统一的干部管理工作。毛主席对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说：“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罗荣桓同志多次讲过，徐立清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还说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因此，在副部长分工时，要徐立清主管任免、组织工作。１９５１年，在罗荣桓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参加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以及关于干部任免、培训、选拔、评级、保健、转业、复员、离休、退休等工作指示、规定、办法和措施，使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勋奖章制度和薪金制度得以在全军顺利地实施，从而较好地奠定了军队组织建设制度化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徐立清还积极参与领导从全军调选了近三万名军事、政治、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逐步建立、健全和加强了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同时调配了近二十万名干部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兵、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以及民航局、气象局、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步兵，走向诸兵种合成的军队，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在这个重大转变中，总干部部还向地方输送了八十多万名干部，既支援了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又推动了军队本身的建设。徐立清同志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记得徐立清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到军委总部工作那时，刚满四十岁，身材匀称，头发浓密乌黑，十分潇洒健康。但他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开始一病就是五年，头发变白了，身体明显衰弱了，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他就是这样不顾自己身体健康，拼命地为革命工作的，他这种精神，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在工作中，徐立清同志还广泛地同干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直接接触干部，而他那谦逊、温和、平等待人的作风，也使干部愿意接近他，乐于向他交心。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中下层干部，都愿意找他谈问题。工作时间也好，节假日也好，晚上休息时间也好，只要找上门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熟与不熟，他都热情接待，有迎有送，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有时他外出开会不在家，专门把秘书留在家里作接待和记录。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还亲自查阅干部档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等。由于他坚持深入实际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很快地掌握了全军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熟悉了军以上领导干部和一些优秀的或有特长的师长、政委，尤其是对老红军和大单位的领导干部了解得更详细。所以，立清同志参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干部部研究干部工作以及向罗荣桓部长汇报时，用不着翻笔记本，就能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大家都说他脑子里有一本干部情况的“活字典”。这样，在研究干部任职时，他就能根据干部的长处和短处，提出深思熟虑的使用意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使领导班子搭配得当，也使大家口服心服。
徐立清同志在长期从事我军干部工作中，一贯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公道正派，大公无私，对来自各方面的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他十分厌恶并坚决反对“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排斥异己、诬陷整人等做法。在组建总干部部时，立清同志建议抽调包括各个方面军、各个野战军的同志到总干部部工作，他认为这样做，既有利于了解使用各方面的干部，交流经验，也有利于全军的团结。当时有某些领导只选拔和使用自己认识的老同事、老部下和情投意合的人，对不熟悉的或者自己“合不来”的干部不予重用。徐立清同志在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这些错误。他提出，干部的选拔，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经过干部部门遴选、党委集体审定的制度。
在“文革”中，徐立清同志和大多数干部一样受到诬陷和迫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他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军队农场监督劳动。直到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他才回到北京。１９７５年，他重新回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分管干部工作。尽管当时张春桥把持着总政，但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做干部工作要公道、正派、不信邪的指示，表现出了很强的党性。
徐立清同志一贯重视扶持年轻干部，重视知识分子干部。他常说，为适应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需要，必须大胆提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并对那种比辈数、比军龄、比级别的论资排辈思想和所谓“工农分子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的牢骚怪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对被批评的同志实事求是，不抱偏见，没有过激的语言，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受到教育和鼓舞，又看到希望。在徐立清同志的积极建议下，总干部部还十分关心年轻优秀的干部，有的送到院校深造，有的派出国学习，有的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徐立清同志又特别关心老干部的安置，他多次讲过，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老干部安置好，在职的要关心离休的，台上的要关心台下的，有权的要关心无权的，没犯错误的要关心犯了错误的。
徐立清同志曾经说过：领导干部的身教，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他的一生中，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官，不考虑个人的地位和待遇。徐立清在建国前已担任兵团政委，应是正兵团级。１９５２年干部定级时，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定正兵团级，按他本人意见改为副兵团级，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在审批时，又将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１９５５年我军第一次评定军衔时，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１０００多名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徐立清在罗荣桓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亲自动手，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他还在伏案工作。至于他本人，按照中共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中有他的名字时，他即向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当上面研究没有同意时，他又给毛主席、罗荣桓主任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还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工作，为他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理由，要求低授。最后接受了授予他中将军衔。徐立清同志主动要求低授，曾在全军传为佳话。１９５５年７月，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徐立清同志积劳成疾，心脏病严重，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进行治疗。疗养期间，他对自己不能坚持工作，深感不安。为此，他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要求“让位”，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当他身体健康稍有好转时，又向上级写信说他身体已难以胜任在总部工作，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他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在召开五届人大之前，不少同志推荐他当五届人大代表候选人，他却推荐了另外一位同志。徐立清同志对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特别严格。他的爱人党秀玉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多年，可徐立清同志从不考虑她的职务升迁问题，并严格规定，家里任何人不准提个人待遇方面的问题。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受到大家赞扬，上级有关部门多次想提拔重用。在会议讨论时，他说：“我的秘书不要考虑，可考虑别的人选。”他做了几十年的干部工作，从未有过利用职权谋私的事，一生就像水一样的清白。因此，他在我军广大干部中，深孚众望，绝不是偶然的。
徐立清同志逝世后，有１８００余位高级干部和中央、国务院、军委、驻北京部队代表前往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许多高级将领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友痛哭失声。徐向前元帅在审定他的悼词时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清同志一贯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优秀品质；在长期做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原则性强，作风正派，从不闹地位，从不搞派性；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干部；他有功不骄傲，委屈能求全；他是党性强、作风好的好同志，我很敬重他。”张爱萍也赋诗痛悼这位老战友：“源本立清去自清，路遥风霜不计程。惜君征途重谨慎，后继有人慰英灵。”是对徐立清同志一生的最好评价，也道出了我军广大干部的心声。徐立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我很怀念他，人们也不会忘记他。他那种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存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