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红星——忆谢子长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闪光的红星
——忆谢子长同志
贺晋年
子长同志和我是同乡，都是陕北安定（今子长县）人。我在少年时期就知道安定县城有个团总叫谢子长，别的团总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谢子长却专门为大家办好事。我到瓦窑堡念书时，正赶上谢子长带领十二连回安定驻防。我在群众大会上听谢子长讲过话，觉得这个人的言行同其他一些穿军装的人不一般，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共产党。我通过谢子长同志的所作所为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安定县长贪污教育费，谢子长动员瓦窑堡高小的儿童团斗争了他，使他的威风扫地。谢子长号召群众像毛泽东在南方那样组织农会，把收税权和其他权利夺过来。就是在谢子长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我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１９２８年５月，我在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辗转陕西、甘肃，参加党领导的兵运工作。直到１９３３年冬才回到陕北。
那时陕北地区正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原红一支队的负责人相继牺牲，革命武装遭受挫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子长同志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陕北，任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
子长同志回到陕北，在陕北特委支持下，积极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很快恢复了红一支队，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１９３４年７月８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郭洪涛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随后，游击队便攻打了安定县城，救出了２００多名被捕的同志。
１９３４年夏，陕北军阀井岳秀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子长同志决定带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军到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会师。７月２５日到达南梁地区的栾家崖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谢子长、刘志丹两位老战友重逢，非常高兴。陕甘边苏区的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热情慰问陕北来的战友。还邀请他们参观了黎园堡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在陕甘边苏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还向陕北游击队赠送了３００多支步枪。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谢子长、刘志丹这两位西北地区革命领导人和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的革命团结和亲密的战斗友谊。
不久，子长同志率领红四十二师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北上。８月１５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安定县西区。
１９３４年７月，陕北军阀井岳秀乘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之机，派遣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大规模地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对策，在他们所到的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烧、杀、抢、掠，并推行保甲制度，强迫群众并村，亡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８月１７日，驻石湾镇的敌八十六师姜梅生团以一个连兵力窜入一个叫景武塌的小山村。子长同志得知后，决心抓住战机，消灭这伙孤军深入之敌。他召集领导同志缜密地研究了作战部署，决定由王世泰同志带领红三团担任主攻，我带领一、二、五支队助攻。
战斗打响后，红三团首先从景武塌东北面山头上冲下来，占领了垴畔山。然后居高临下地扔了一通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同时，我带一、二、五支队也从东南方向攻进村子。负隅顽抗的敌人大都做了刀下之鬼。有十几个漏网之敌向南逃窜，跑到一块苎麻地里，被游击队追上去消灭了。
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连，缴获长短枪１００多支，俘虏敌人七八十名。战后，在榆树峁召开了祝捷大会。
景武塌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陕北人民的胜利信心，小股敌人吓得不敢出来。安定县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贫苦农民自动组织起赤卫军，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党的组织也公开了，妇女会、儿童团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安定县除几个点还被敌人占据外，大部分成了我们的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开始形成。
战后，子长同志率领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玉家湾稍事休整，遂挥戈东进，以捕捉战机。
８月２３日，在绥德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
８月２６日，夜袭清涧河口镇。偷袭未成，变成攻坚。按当时红军的装备和训练程度，攻打敌人设防的城镇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一定强攻，河口镇也不是拿不下来，但伤亡会很大。加之子长同志又在战斗中负了伤，故我军撤出了战斗。河口战斗，虽未全歼敌人，但重创了守敌一个连，吓得敌人第二天就放弃了河口，逃回了清涧县城，河口镇亦被解放。
河口战斗后，红军挥师北上。子长同志带伤指挥攻打横山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连。至此，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保卫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９月１８日，以红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这是陕北根据地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子长同志在安定崖窑沟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红一团成立，并任命我为红一团团长，马佩勋同志为团政委。子长同志还亲自向我授了军旗。以后不久，陕北游击队二、三支队相继改编为红二、三团。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１０月间，我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子长同志听说后，不顾自己受伤后的疼痛，第二天就骑马到玉家渠来看望我。我背靠着枕头半躺在炕上，身边放一碗用来洗伤口的白开水。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药品，白开水加点盐就是全部医药。我见子长同志进来，真是又惊又喜，使劲用胳膊支着身子坐起来。子长同志忙说：“老贺，你怎么坐起来了，快躺下休息！人家告诉我，说你伤很重，子弹打进肚子里，昏迷不醒，把我吓的很紧张！”我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子长同志也负了伤，而且由于得不到医治，伤势不断恶化。骑马走这么一段路来看我，要忍受多大的伤痛折磨啊！我说：“老谢，不怕，子弹没有伤着肠子，你放心吧！”子长同志看到我用白开水洗伤口，感慨地说：“现在条件太艰苦了，没有药，你受苦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点灰锰氧来。”我知道，子长同志自己负了伤，也没有弄点药来治疗，他却为别人想得那样周到。
房东老乡见到子长同志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给他做顿面条吃。老乡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白面掺豆面，做了两碗面条，端给子长和我。在当时，这可是最高级的招待了。那天的面条做得有点硬，我知道子长同志有胃病，就劝他说：“吃着不舒服，就不要吃了。”子长同志感情真挚地说：“老乡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不吃，会伤他们的心的。”他用筷子指了指面条，风趣地说：“它就是铁条我也要把它吃下去。”
大约到１０月底，我的伤逐渐好了，可以骑马了。一天，子长同志和我骑马到村外散心。那天，子长同志的兴致很高，话锋甚健。在谈到敌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在调兵遣将，准备第二次“围剿”时，他说：“据可靠情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要调高桂滋的八十四师来陕西，这样敌人的力量增强了。但是高桂滋和井岳秀是冤家对头，貌合神离，必然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高桂滋。”还谈到了陕北根据地近两三个月来的大发展，谈到他的伤养好后如何带领红军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等等。子长同志说：“人们都说陕北是个穷地方，没有多大的发展，我看不然。陕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历史上出了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像李自成、张献忠把偌大的一个明朝都推翻了。陕北现在是穷，将来革命胜利了，把这些反动势力都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一定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促进这个变化，缩短这个过程，让人民早点过上好日子。”言语之中，子长同志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对美好的未来充满着憧憬。
我的伤口痊愈后，到灯盏湾向谢子长同志告别，准备归队。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身体十分消瘦。他躺在炕上，给我交代了一个任务，要我到安塞县吊儿沟找团总薛应昌（那时薛还是共产党员，以后背叛了革命），要他把民团带出来参加革命。子长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只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招兵买马式的武装，摆脱不了旧军队的那一套，脱离群众，一打就垮。”
我回到部队后，带领红一团到离吊儿沟民团驻地１０公里的一个村庄里，派人把薛应昌找来，转达了子长同志的那番话。薛应昌和我在上中学时就很熟悉，当时，他答应春节时一定把队伍拉出来。但是后来他竟自食其言，最终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子长同志的病越来越重了，身体十分虚弱，马也不能骑了，后来发展到走路也困难了。一天，同志们抬着子长向柳沟转移。途中，子长同志要喝水，同志们便把他抬到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家很穷，什么东西也没有，孩子在炕上光着身子。见到这种情景，子长同志心一酸，几乎流下泪来。他小声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把我那床棉被给老乡留下！”大家知道子长同志就这一床棉被，身体又这样弱，大冬天没有棉被怎么行？便对他说：“你就这一床棉被，留给老乡，到柳沟就没有盖的了。”子长同志坚定地说：“我好办，到柳沟你们给我找一件羊皮就行了！”同志们说服不了他，只好照他的话办，把棉被给了老乡。老乡坚持不收，子长和同志们又一再劝说，老乡才激动地流着眼泪，收下了棉被，子长同志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这是当年流传在陕北的一首民歌中的歌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爱戴自己的领袖谢子长的心情，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两句歌词。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出现了多少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他们如同星河，闪烁在万里长空之上。子长同志就是其中一颗明亮的红星，永远值得后人怀念、景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