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境界是执著 [复制链接]

第4版(文学作品)
专栏：

　　有一种境界是执著
池莉
也许一切都得从淇淇说起，淇淇是一头约摸十九岁的雄性白鳍豚，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只人工喂养的白鳍豚。它身长二点零五米，体重一百二十五公斤，两岁的时候被渔民用铁钩从长江里钩起，伤口严重感染，奄奄一息，经过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四个多月的救治，淇淇存活了下来。到今年为止，水生物研究所白鳍豚室的科研人员们将淇淇成功地饲养了十七周年。遗憾的是，淇淇如今人到中年，过的还是独身生活，陪伴着它的只是一只飘浮在池面的彩色气球。白鳍豚的寿命一般大约为三十年，据此，最乐观的估计，淇淇大约也只有十余年的生命了。
白鳍豚拥有优美的流线型体态，轻盈而潇洒，友善而乖巧，其丰富的情感智商和发达的声纳系统令人难以想象。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白鳍豚这一兽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二千多万年！在人类目前的研究视野里，中新世和上新世的物种现在基本已是化石，而白鳍豚却还在长江里存活着。毫无疑问，白鳍豚是一个奇迹，是一段漫长的历史，是一件无法估价的老古董，是我们研究生物进化史以及动物生态学，生物学，包括仿生学，军事科学，医学科学等等科研课题最直接的宝贵资源。
但白鳍豚的保护和研究遇到的最大困难首先是：一方面白鳍豚已是顶级动物，在动物的生态链里，只有它依赖别的动物而没有任何动物需要依赖它，因此白鳍豚的进化似乎已到尽头，它随时都有可能被生命的游戏淘汰出局，这就是说，白鳍豚给我们的研究时间并不充裕。另一方面长江的航运事业却发展得非常迅速，水利设施建设的日益增多，渔业活动的空前泛滥，还有水质的污染，这些都严重地压缩、限制和破坏了白鳍豚的栖息环境。白鳍豚体态庞大，还要不时地浮出水面呼吸，它们十月怀胎，哺乳期需要一年，白鳍豚妈妈要在一年的时间里将小家伙驮在背上小心呵护。尽管白鳍豚非常懂得尊老爱幼，雄性的成年白鳍豚总是挺身开路游在最前面保护妇孺，但是幼小的白鳍豚稍不当心就会被轮船的螺旋桨击毙。白鳍豚在今日的长江里生存的确是危机四伏。在中国水生物研究所收集到的白鳍豚标本中，有百分之九十的死亡原因由人类的活动所致。如螺旋桨击毙，航道清理的爆破，滚钩捕鱼，电捕鱼，炸鱼毒鱼，等等。
有研究资料表明，１９８４年长江白鳍豚的种群数量为四百头，１９８６年为三百头，到了１９９５年已不足百头。水生物研究所白鳍豚室的王丁博士研究推测：白鳍豚的种群数量减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极有可能在二十五年之内灭绝。这个推测绝不是危言耸听。
许多人在参观了淇淇和白鳍豚标本之后，迫切地询问科研者：淇淇不会有事吧？你们会给它找到妻子吧？可不能让我们的后代质问我们说你们怎么让如此可爱的动物消亡了呢？
白鳍豚室的科研人员理解人们的这种心情，可是白鳍豚的保护和研究这个课题如此的繁复，艰难，深奥和重大，一般人是很难了解的。
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有一座山叫做南望山。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的白鳍豚馆就坐落在山脚下。白鳍豚馆是一座圆顶型的建筑，淇淇就居住在这里。一条走廊把一座半圆形的楼房与白鳍豚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白鳍豚研究室的工作楼。
他们的日常工作大体分为室内和野外。室内工作就是饲养和研究淇淇和一对江豚。淇淇一日三餐，要吃十公斤左右的鲜鱼，要完成当日的训练，要做下细致入微的笔记。每个月要对淇淇进行一次健康体检，要把庞大的淇淇从水池里抬上来，抽血化验，做心电图，检查皮肤是否有水霉病，等等。之后，根据检查的结果，给淇淇添加维生素、抗菌素或者微量元素。研究工作的另一部分则是书面的，是在他们各自的办公室进行的。办公室里的窗帘就是一块简单的布挂在铁丝上，没有经常拉开和收拢的迹象。办公室里没有空调设备，油漆斑驳的办公桌不是六十年代就是七十年代的古董了。在从前的十几年里，他们均是骑自行车来基地上班，从水生物研究所的宿舍到基地有六公里多的距离，是十分难走的泥巴路。近两年的上班条件有所改善，一是路况有所改善，二是日本友人赠送了两台车，用一台车跑淇淇的事情和研究室的琐事，另一台车就可以接送大伙上下班。通常是由研究室的主任王丁开车。有时候王丁因事耽搁了，大伙就会继续工作到很晚回家。中午饭就在基地上吃。食品也很单调，多是他们自己种的蔬菜。
野外工作是捕豚。为了挽救长江里不足百头的白鳍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白鳍豚捕捉起来人工饲养。他们一般是在每年的２月至６月份或１０月至次年１月份出去捕豚，这是长江的水流量比较平缓的季节，但也是长江上最寒冷的季节和人们过春节的日子。捕豚的工作母船由于耗油量大，油费太贵，他们不敢过多动用。几年来，他们雇佣的是渔民的小渔船，有时候还是夫妻船，他们就和渔民生活在这小小的极其简陋的渔船上，在长江上搜索和跟踪白鳍豚，一漂流就是几个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日夜面对的紧紧盯着的就是浑黄的江水，披风霜冒雨雪乃是家常便饭。如果发现了白鳍豚，那么无论是早春还是寒冬，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地跳进江水里抬豚，生怕一千多米长的渔网缠住白鳍豚，生怕白鳍豚呛水，捕豚不仅是异常艰苦的还是非常危险的。不过，对于这些科研者来说，所有的艰苦和危险都不能使他们感到畏惧。
问题在于：人的眼睛总有疲乏的时候，由于没有追踪仪器，他们总是内疚地认为也许在自己眨眼的瞬间错过了白鳍豚的踪影。问题在于：１９８６年捕获的小珍珍和她的年老的父亲，因为是露天水池，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先是老白鳍豚死亡，两年半之后，快要成熟的珍珍也患肺炎夭折。１９９５年年底，又捕获一头雌性白鳍豚，身长居然有二点二九米，体重达一百五十公斤，她好像就是上天给淇淇送来的新娘。半年后长江进入汛期，该豚所在的长江天鹅洲自然保护区没有财力建造防护墙，因陋就简设置了临时防护网，不幸这头白鳍豚也触网窒息而死。
问题在于：今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能外出捕豚，因为经费不够。即便是雇佣渔船，即便是风餐露宿，但搜索组，驱赶组，放网组，运输组，后勤组等这些最基本的环节是不可或缺的，总共几十个人，十几条船的船队，几个月的水上生活，外出一次，最少也需要经费二十万元。一旦发现了白鳍豚，各方面都将进入非常状态，包括必要时出动飞机，那么捕捉一头将耗资近百万。
问题还在于：捕豚的成功率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必须依靠比较先进的设备和仪器。不要说红外线探测仪，就连大街上成百上千的人在使用的ＢＰ机和手提电话，他们都没有。江上的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地与地面联系，前面的船发现了情况无法告知后面的船。
问题还在于：中国科学院直接拨给淇淇的经费，每年是三十万元，而淇淇在１９９４年就用了四十五万元，１９９５年用了五十万元，１９９６年的缺口更大，何况现在还有两头江豚。现在就是白鳍豚室的科研人员不吃不喝不拿工资也难以维持白鳍豚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经费拮据，困扰着白鳍豚的这些人类朋友。
然而，这些珍爱自然，珍爱白鳍豚的科技人员，从１９７８年开始，陆续扑在了这一庄严、神圣而艰难的事业之上。最早来到的刘仁俊教授，一干就是二十年。王丁博士目前是中国唯一的动物声学博士，美国一次又一次地挽留他，他还是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武汉的白鳍豚室。王丁的说法是：事情很简单，白鳍豚在长江，在中国；他的家在中国在武汉，所以他必须回来。再举一例，高工赵庆中是现在中国最棒的水生哺乳动物兽医，这些年来，国内国外不知有多少水族馆高薪聘请他，但是赵工一直不为所动。他道理也很简单，他是白鳍豚的馆长，是白鳍豚多年的医生，已经在白鳍豚的疾病诊断和防治方面有了独特的发现和研究，所以他不可能离开白鳍豚。
应该说，与他们现有的物质条件相比，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况且白鳍豚令人揪心的现状和保护研究工作中死结一般的困难分明地横亘在他们面前。科研结果不仅遥远而且难以预料。但是他们迷上了白鳍豚。好像只有用“迷上”才能够解释他们执著的精神。这是一种非常的精神，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科研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好比艺术的力量一样。一个科研课题，一个项目，一个假想，一个直觉，一个意念，一个灵感，科学家一旦抓住了它就被它席卷了进去。他们朝着智慧之光前行，就像趋光的飞蛾。甚至他们自己都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只知道他们就是要那么做。他们渴望抓住答案，就像原始的逐鹿。他们似乎被自己的本能所驱使，忽略了现实，忽略了物质生活，忽略了资金能力，尽管力所不逮，他们却深深地沉浸其中，而且互相传染和浸润，将点滴的发现聚集成科技的异峰，使我国的鲸类学研究在淡水豚领域跃居世界领先水平——没有什么比这种成就更能够吸引这些科学家的了。
在这里还有两位必须郑重提出来的人物：一位是七十岁高龄的女动物生态学家陈佩薰教授，她老人家一直被大家当作白鳍豚室的一员和师祖，她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研究动物生态学，她是白鳍豚室所有科研人员最好的榜样和最大的精神力量。另一位是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袁善腊。他是一位拥有良好文化素质和博大人类关怀的年轻政府官员，他深深懂得白鳍豚研究和保护的意义所在，他的话很少但做的实事很多。由他上下串联，宣传说服，牵线搭桥，以现代化的速度办理了各种复杂的手续，于今年１月成立了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举办了筹集基金的义演晚会和募捐活动。为白鳍豚的保护和研究开辟了崭新的思路和一条切实可行的资金来源之路，大大鼓舞和支持了白鳍豚室的全体员工。他们，的确是当今不多见的一群不同寻常的人，他们有着他们自己永恒的追求和美丽的理想。他们用艰难与执著撑起了一片科研新天地，为我国科研工作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