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荒漠的较量——陕北榆林地区治沙纪事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文学作品

　　人与荒漠的较量
——陕北榆林地区治沙纪事
陈嘉桢陈四长
土地荒漠化是一个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尽管各国人民都在进行着同荒漠化的抗争，但全球荒漠化土地仍以每年五万至七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我国也是世界荒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的总面积已达到一百六十八点九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十七点六。近二十年来，沙化土地平均每年以二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速度在继续扩展。荒漠化危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五百四十亿元。
在全球荒漠化迅速扩大的时候，陕西北部榆林地区的沙漠却以每年百分之一点六二的荒漠化逆转速率在缩小。这一变化表明，在榆林地区，沙进人退的历史已经结束，人进沙退的时代已经开始。
地区林业局李局长告诉我们，经过近半个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目前，一个覆盖全区的防护林体系已经形成。到１９９６年底，沙区林草保存面积达到一千四百六十万亩，植被覆盖率由建国时的百分之一点八上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九。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不少绝迹多年的鸟类和野生动物又在沙区重新出现。与五十年代相比，每年向黄河的输沙量减少百分之七十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十倍。
世界注意到榆林的这一历史性变化。１９９２年８月，“沙地开发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榆林召开，与会的日本、以色列等国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观榆林治沙后赞为奇迹，认为从这里看到了荒漠化逆转的希望和前景。１９９５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迪亚洛率项目官员卡尔波马顿在考察公约执行条件时，评价榆林治沙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
　　一部水滴石穿史
榆林人民同风沙斗争的历史，实在是一部千曲百折、水滴石穿的创业史。榆林地区有组织的治沙，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０年为防风治沙的试验摸索阶段。其特点是通过典型示范和国营农林场的辐射带动作用，解除部分群众中存在的“见沙怕”、“治沙愁”的畏难情绪，促进治沙工作在面上展开。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７９年为集体大规模治理阶段，曾经涌现出定边县小滩子、靖边县杨桥畔、神木县窝兔采当等一批综合治理沙漠的典型。尽管一些地方一度出现过形式主义，但大会战搞起的林业工程、水利工程，许多现在都发挥了作用。第三阶段就是１９７９年以后。经过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大投入，全区荒漠化治理驶入了“快车道”。
每一个阶段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都经历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定边县小滩子村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可以说是全区治沙初始阶段的一个缩影。刚解放那阵，这个村穷得只有几亩“跑沙地”，每年返种两三次还捉不住苗。当地群众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光下种，不捉苗，种一葫芦打一瓢。”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但年轻的共产党员李守林不认这个命。１９５２年，他串联了村里二十八户穷苦人家，组织起一个造林互助组，想从林业上找条生路。他们背上省下的口粮，到往返四十公里外的地方换回树苗，不料往沙滩上一栽全都死了。有的人因此泄气，说：“风是天上来的，沙是地里生的。干沙梁上连草都不长，还能栽活树？”李守林没有动摇，他说：“不栽树，不治沙，我们只能辈辈受穷。”他总结这次造林失败的教训，发动组里的人，用柴草一框一框地把沙地分开，先固住流沙，再搭障蔽，最后再栽上树苗，终于造出了小滩子村的第一片林。
１９５５年，李守林任小滩子初级农业社社长，他带领大家苦干一年，建成了第一个护田林网。第二年一开春，又组织起一支三十多人的打井突击队，在寒天冻土里打成二十七眼围盘井，将一千五百亩沙地变成水浇地。村里其余的人也不闲，忙着搞引水拉沙，一年下来，搬掉千方以上的沙丘一百多个，造地一千四百多亩。
地平了，井也有了，但纯沙地渗透大，地质差，要实现稳产高产，不改良土壤不行。可在沙漠里找土谈何容易！最近也要从五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运。李守林和他的乡亲们大干了两个多月，运土一万多车，改造沙地七十多亩。当年就产生了明显的效益，玉米亩产由改土前的九十五公斤提高到二百零六公斤，粮食总产成倍增长，不仅做到了自给有余，还给国家作了贡献。
什么叫愚公移山？什么叫水滴石穿？小滩子人在改造沙漠中坚韧不拔的奋斗就是这种精神。这也是榆林地区人民共有的精神面貌。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榆林地区的治沙，才能一个阶段有一个新进步，一个阶段上一个新台阶。
　　领导的接力事业
榆林地区从建国至今，地委书记一共换了十三任，专员换了十六任。就沙漠治理这一点看，每一任领导都是一位合格的接力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同唱一台戏，同念一本经，一届一届往下传，一任接着一任干。
榆林县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个情况。这个市解放以来，共更换过十位县（市）委书记和十五位县（市）长。每一位领导都以极强的责任心和竞争精神，在治沙接力赛中跑出了各自最好的成绩。
石海源当了七年的榆林县委书记，尽管现在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市上的干部仍习惯地叫他“治沙书记”。他的“一包二封三禁”的三步硬棋，对改善榆林市的生态环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包”，即与各乡订立三年不变的治沙承包合同。合同规定，结合乡上的选举，考核造林治沙的成绩。超额完成任务的，可以奖励一级工资；家属是农村户口的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发给奖金，授予县劳动模范称号并写入县志。县上同时制定了“统一规划，分户治理，谁治归谁，允许继承”的政策，调动群众造林治沙的积极性。各乡按照这个政策再向各村，各村再向各户，逐级进行承包。
这一招还真灵！全县各级干部、各家各户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真正形成了向沙漠进军的人民战争。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７年的三年时间，榆林全县就治理沙漠一百三十多万亩。
石海源的第二步棋是对远离村庄的一百多万亩沙漠荒地实行全面封闭。不取一草一叶，不许一人一畜骚扰，以便让自然沙生植物在没有人为破坏的环境下尽情地繁衍。几年下来，自然草场生长得不亚于人工草场。
石海源还有一步硬棋，就是禁止柳编。在榆林的沙漠里，生长着大片的沙柳，这种灌木容易生长，固沙性能极好。但沙柳同时还有着另一种效益，就是用它的嫩枝编织的柳筐、柳篮，由于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特点，所以很受外国人的喜爱。沙区群众缺钱，柳编便成了一项重要的副业热闹起来。禁止柳编自然会伤害群众的一些眼前利益，但却保护了群众的长远利益。这一条执行下来，使全县的二百万亩沙柳有了几年稳定生长的时间。
荒漠出现了绿色，点燃了人们心头的希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人看到绿油油的林啊草啊露了头，就赶着牛、羊、马进去放牧，刚出现的绿色又面临着被吃掉的危险。
县里经过调查，并取得多数群众的同意，作出了“禁止野地放牧，提倡羊只舍养”的决定。
祖祖辈辈，陕北的羊只都是在满山野滩放牧，关于拦羊的歌谣，幽婉而又古老。乍一下禁牧舍养，一些人思想通不过，嚷嚷说县上这样决定是“重林草，轻畜牧，不搞同步发展，违背中央精神”。告状信捅到省上捅到中央。县里一时压力很大。他们一方面向上级陈述他们在新建草场禁牧的理由：新建草场如果不禁牧，十几亩才能养一只羊；禁牧几年，让林草旺盛起来，一亩多就能养一只羊。我们今天的禁牧，正是为了将来畜牧业的大发展创造条件。一方面积极解决羊只改舍养后一些群众暂时存在的困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上级下来批示，让他们“总结经验”。经过禁牧，土地得到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恢复了元气，不到四年，旺盛生长的林草就产生了综合性效益，沙区羊只存栏数也达到二十八万只，基本恢复到禁牧前的水平。
１９８７年，石海源调离榆林县。他的工作的变动，并没有影响到造林治沙合同的执行。继任的几位县（市）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终于提前两年实现了三个三年造林治沙三百万亩的目标。
　　治沙大思路
在几十年治沙的实践中，榆林地区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治理沙漠的大思路。这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对客观事物认识深化的结果，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种飞跃。
先说对沙漠的认识。一提起沙漠，寻常人总是将其与风沙、干旱、贫瘠、荒凉、绝望等词汇联系起来，认为毛乌素沙漠是榆林发展的包袱。榆林地区的干部却不这样看。在地委领导的眼里：榆林的贫困在沙，但优势、希望也在沙。一者，沙区土地宽，占全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二者，沙区地形较丘陵沟壑区相对平坦；三者，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榆林沙区的地下水资源丰富，且光照充足，这些都为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加工业创造了条件。以这个认识为出发点，榆林地区制定了沙区发展规划。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以灌溉农业为基础，以防护林为骨架，以粮、油、肉、奶、蛋生产为主体的绿色农业新格局。
沙区群众在长期与沙漠斗争的实践中，发明了引水拉沙、用水开渠、多管井、马槽井、扬风移沙、搭设障蔽、撵沙丘造林等许多好的治沙方法。这些发生于局部的探索，经过科技人员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的论证概括，推广应用，便逐步形成了以植物治沙为主，植治、水治、风治、机治、工程治等多种治沙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理大思路。比如搭设障蔽，就是通过总结群众经验并不断提高丰富的。在流动沙丘迎风坡采用沙蒿、紫穗槐、稻麦草或沙生植物秸秆设置障蔽，固沙积沙效果好，而且所用材料价廉，便于推广。这一做法经科技人员的总结丰富后，又派生出卧式沙障、草绳沙障、半荫蔽式沙障等多种方法，提高了治沙效果。
实践创造着经验，也不断检验和校正经验。以前，榆林地区在植治的林草配置上，是乔灌草一齐上，以乔木为主。实践证明，这样的配置效果很不理想。经过总结经验，他们将原来的提法改为草灌乔一齐上，以草灌为主。从形式上看仅是几个字的颠倒，但沙区绿化的步子却因此大大加快了。这反映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接近于实际。
近年来，榆林地区在治沙整体思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不再只着眼于“治害”，同时也着眼于“致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将治沙的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推动治沙工作向深层次、高质量发展。为此，他们在狠抓基本农田、基地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结构调整。一个是林种、树种、草种结构的调整。重点建设以樟子松稀疏林为主的混交防护林，初步形成以防护林为主干，用材林、经济林和优质灌丛草原为两翼的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另一个是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扩大水稻、春小麦种植面积，发展油料、烤烟等经济作物，发展蔬菜地膜栽培。同时大力发展粮油加工，林副产品加工，商贸服务等乡镇企业，通过多渠道加大投入，加快沙区综合开发的步伐。
　　政策调动千军万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榆林在治沙造林上主要是以国有造林和集体造林为主，执行的是“国造国有，社造社有，社员在房前屋后植树归个人所有”的政策。由于在政策上把个户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集体生产和经营又在收益分配上吃“大锅饭”，所以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治沙造林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榆林地区解放思想，冲破了一个个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沙漠治理政策上不断有所调整。１９７９年，试探性地给每户划拨三亩至五亩荒沙地进行治理。两年后即有所突破，允许在有条件的地方，给每户社员划拨一定面积的荒山荒沙植树造林，谁治归谁，允许继承。１９８５年又前进了一步，允许个户承包国有和集体的荒山荒沙，并可以雇请帮工。时隔三年，又进一步放宽政策，出台了拍卖荒沙、荒滩使用权和在风沙草滩区大力发展民办水利的决定。规定除群众个户、联户承包治理外，科技人员也可以带职带薪下去，可以辞职、调离、停薪留职承包、领办、承租国有林场、乡镇林场和沙区开发项目。这就把需要调动的各种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政策的开放搞活，使蕴藏在群众中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爆发一样地喷射出来。短时间内，全区已有四十四万户农民承包“五荒地”九百多万亩；千亩万亩以上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竞相涌现。真正形成了家家户户参与，级级干部关心的局面。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７年的九年时间，全区新造林面积即达一千零一十五万亩，超过前三十年造林面积的总和。
定边县海子梁乡四大壕村农民石光银，１９８４年春，联合村里的七户人家，同政府签订了承包治理三千亩荒沙的合同。１９８５年，上边的政策进一步放宽后，他为了带动更多的人致富，又联合一百二十七户农户，成立了荒沙治理开发公司，承包了长茂滩国有林场五点八万亩荒沙的治理。公司实行股份制，户户有股，股股有利，多投多得。石光银变卖自家牲畜和申请贷款，带头入股九万多元，发动大家集资四十五万多元，开始了进军狼窝沙、黑沙套的战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他们完成了承包的六点一万亩荒沙的治理，营造防风固沙林带十六点五公里。１９９６年，公司人均纯收入达二千一百三十六元。这年，石光银被邀走上了在印度召开的亚非全球非政府组织南南与南北合作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论坛，介绍了他的治沙经验。今年，他们又在马莲滩十里长沙承包了五万亩荒沙碱滩的治理。看来，他的事业越干越大了。
在榆林市金鸡滩乡的柳卜滩，有个大漠蔬菜公司。这是由米脂县农民高振东投资二百余万元搞起来的。因为有了沙荒拍卖政策，他购置了这里的二百零二亩荒沙地，建成高标准温室八十个。如今，温室里生产的辣子、茄子、黄瓜、西红柿都已上市，很受榆林市民的青睐。下一步，他计划再开发沙地三千亩。据说他的大棚将全部采用以色列沙漠蔬菜生产技术，这将对榆林传统的蔬菜生产带来一场革命。
榆林的治沙并没有完。
榆林的同志说，他们现在实现的这一切，只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治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已经营建起来的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如果不加注意，沙进人退的历史还会卷土重来。
榆林的同志是清醒的。
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庄子曾对“泉涸，鱼相与处于陆”发过这样一种感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可惜传统的道德文化只钟情歌颂“相濡以沫”，而将“相忘于江湖”的大境界忽略了。泉干涸了，相濡以沫固然感人，但毕竟不妙。为何不能防患于未然，使江清水碧，鱼儿相忘于江湖呢？
但愿人类在防治土地荒漠化的问题上，能够走在灾难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