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管理中的学术民主——钱学森的实践经历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科学技术管理中的学术民主
——钱学森的实践经历
涂元季
钱学森同志最近在谈到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我国导弹、卫星事业早年的成功经验时，多次强调指出：周总理和聂老总当年抓科学技术工作，管“两弹一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强调民主，又善于集中。他认为这是科学学和科学技术管理的大事，这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在科学工作中提倡民主作风，发扬科学民主和学术民主，这是科研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钱学森同志曾经说，在科学工作中，凡是提倡民主作风，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研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相应的，也培养出许多科学人才，出大科学家。他曾举例说，过去在物理学界有两大学派：一派是以丹麦物理学家Ｎ·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另一个学派是以德国物理学家Ｗ·海森伯为首的格丁根学派。这两个学派都重视发扬民主的学风，两派之间也经常互相交流，因而他们对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创建量子力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件有趣的事情是，１９２２年６月，格丁根大学邀请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Ｎ·玻尔去讲学。当时玻尔已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一名大权威。而年仅２０岁的海森伯还只是格丁根大学的研究生，但他居然敢在讨论中对玻尔的某些论点提出异议，并勇敢地进行辩论，玻尔对这位年轻人的挑战没有任何不悦的表示，并乐意和他进行讨论。
更为有趣的是，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教授就出自格丁根大学，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以后，把格丁根的民主学风也带到了美国。他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十分民主，气氛活跃，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大家一律平等，都能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展开讨论。这给年轻的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钱老后来回忆说，在一次师生学术讨论中，钱学森和他的老师冯·卡门发生了争论。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毫不退让，令冯·卡门十分生气，话语激烈而又尖刻。事后这位世界大权威经过思考，认识到在那个问题上，他的学生是对的。于是第二天一上班，年过花甲的卡门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给钱学森行个礼，然后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错了。”冯·卡门的博大胸怀令钱学森终身不忘。他在回到祖国以后，力图把冯·卡门的学风也带回来，但是，就总体而言，他觉得中国人受传统封建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太深，那套民主的学术风气不易形成，令他十分感慨。进入耄耋之年的钱学森仍念念不忘宣传学术民主。
回到祖国以后，钱学森参加的第一项重大活动是制订１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项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聂荣臻同志也参与领导。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使钱学森十分钦佩。他回忆说，那时科学家们对制订这样的规划积极性很高，关于制订规划的原则，项目重点等等，也有许多争论。周总理、聂老总一方面在大的规划原则上掌握方向；另一方面在具体项目上又放手让科学家们去讨论决定。关于规划的原则，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按任务来规划，还是按学科来规划。通过充分讨论，对于中央提出的以任务带学科的规划原则，少数理论科学家仍有不同意见。对于这少部分人的意见，周总理也不忽视，决定加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于是这场争论得到了完满地解决。
钱学森认为，这种既强调民主，又善于集中的科研管理办法，在管理他所说的大科学，如“两弹一星”这样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作中，尤为重要。
钱老回忆说，周总理当时是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每次专委会开会，讨论导弹卫星研制工作或发射试验的重大问题时，总理总是嘱咐多找一些人参加，让各个方面的负责人都能与会，以便全面听取大家的意见。会议往往在人民大会堂某个厅举行，总理总是先让每一个人发言，他听得十分认真，并不时提出问题和大家讨论。有一次在谈到一个问题时，一位技术人员发表意见，总理听后表示说：“你这个意见好，按你说的办。”秘书马上提醒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您过去已经批示过了。总理立即提高声音说：“我批过的事，错了也要改嘛！”周总理这种民主作风，给钱学森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常常以此教育后人。
钱老还说，周总理针对这项事业的特点所提出的“三高”要求，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一直是从事这项事业千万人的座右铭。当时那种和谐、民主、团结的气氛，至今令许多人神往。
聂荣臻同志协助周总理具体组织这项事业。他虽军旅出身，但作风十分民主，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他抓国防科技事业，始终是总揽全局，抓大事：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组建机构，调配人员，组织队伍，保障条件，组织攻关等等。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他不干预，完全由科学家负责。钱学森同志说，在聂老总手下工作，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钱老说：“我在基地执行试验任务，就是抓各个系统、分系统甚至元器件的负责人，哪里出了问题，我就把负责人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并根据总的任务要求令他在限定的时间内解决。如果问题涉及到几个系统，那就把有关人员召集起来讨论，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对意见一致的问题，那好办；不一致的，由我集中、拍板，错了由我负责。”钱老回忆说，“有一次发射，在试加推进剂时，因操作有误，出现个大问题，即弹体瘪进去一块。当时大家看了都有点紧张，跑来向我报告，我立即爬到发射架上察看，然后回来组织讨论。核心问题是怎么办？争论很激烈，多数人表示担心，主张停下来，不能发射。但我过去在美国做过这种壳体的研究工作，我认为这是由于试加推进剂后，泄出时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外面空气压力大，压瘪的。发射后弹体内的压力会升高，壳体就会恢复原状。所以我主张发射照常进行。”钱老说：“我的分析许多人虽然认为有道理，但他们还是非常担心，司令员不敢在给中央起草的发射报告上签名，那只好由我一个人签名。”报告电传到北京，聂老总说：“既然技术上由钱学森负责，他说可以发射，我就同意。”最后这次发射还是成功了。
当然，我们的试验也有失败的时候。１９６２年，我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枚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因控制系统失稳和发动机起火，火箭坠毁在发射台附近。当时全体参试人员大为震惊，人人都感到痛惜。作为技术负责人，钱学森自己压力也很大。这时聂老总来了指示：“不要追查责任，重在找出故障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对找出故障原因的人，不仅不处分，还要给予奖励。”老总的指示立即解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全体参试人员不仅很快找到这次故障的原因，而且五院还发动了全院的大讨论，从技术上、管理上、制度上总结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制订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草案）》，对型号研制与设计工作，研究工作，试制工作，技术责任制与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计划与条件保证，政治工作，党的组织与工作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此使五院的工作进一步走上了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钱学森多次强调，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作，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组织工作非常重要。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把这支科技队伍严密地组织起来，并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运用科学民主与技术民主的办法，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管理这支队伍，使这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钱学森同志说，他常常讲，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强调这项尖端技术，是千万人的事业，少数人是无能为力的。在我们当时那样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没有周总理、聂老总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大力协同，集体攻关，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在航天领域许多年纪较大的科技人员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钱学森主持某个技术问题讨论会，在听取汇报和进行讨论时，绝不忽视任何一个技术细节，他敏锐地提出问题，并和你开展讨论。在这种场合，他的作风绝不像一位大科学家，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科技人员。为了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一个数据，一条曲线，一个程序或一个操作，他会和你争得面红耳赤，绝不退让，直到水落石出，才肯罢休。到会议结束前由他作会议总结时，钱学森又表现出一位大科学家的风采，他的总结往往是来自讨论而又高于讨论，使争论双方都心服口服。我认为这就是一位科技帅才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