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西斯细菌”的上演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谈“法西斯细菌”的上演
张庚
作剧：夏衍导演：洪深 副导演：张逸生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首都上演的夏衍同志的话剧“法西斯细菌”，是“五四”以来话剧创作中间比较优秀的作品之一。我早已读过这个剧本，很喜爱它，但一直没有得到机会看看它在舞台上的样子，心中感到遗憾。
这回看到了演出，又引起我对于旧生活的记忆。这些生活仿佛离我们并不太远，但是它的的确确是过去了，完全成了历史了。这使我们从心里感受到一种很大的幸福：旧的黑暗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所理想的东西变成了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并且天天生活在其中的现实。
现在我们的观众多半很年青，也许在抗战的时候仅仅才是一个孩子呢。对于过去，他们知道得不多。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实现一个望得见的大事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充满着希望和广阔前途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不应当让他们知道吗？
“法西斯细菌”写的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二年这么长达十年中的事。这十年，是我们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斗争的伟大的时期之一，是全国非常动乱，人民生活艰苦，斗争很激烈的一个时期。作者在剧中严正地斥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反映了人民的反侵略思想。作者选择了他所最熟悉的知识分子作为对象，塑造了三个典型：俞实夫、赵安涛、秦正谊，把他们安放在动乱的环境里，让他们在一些历史事变的关键日子出现在舞台上，描写了他们在怎样应付这些事变，如何迷失方向，又如何终于被历史带到大路上面来。作者对于这些人抱着同情。同时，也批评了他们的糊涂和错误（虽然批评得还不够），也热情地鼓励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作者告诉我们，善良的人们在那个社会中如果不认清奋斗目标就找不到出路。
戏的题目诚然叫“法西斯细菌”，但我以为并不简单地是说明“科学与法西斯势不两立”，也不是单单在解决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是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些。
我们先从俞实夫来看吧。
在今天，我们如果有什么理想，想研究科学，想从事艺术，想做一切值得去做的事情，只要我们有那种才能，我们就会得到帮助，受到鼓励去做，所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勇气、自己的坚持性问题。而在旧社会却完全不同：我们想做的事情，明明是于社会有益的，却得不到鼓励，得不到条件，相反地，当你自己创造了条件时，是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的。俞实夫的理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好事，他所行所为应当说是善良的，但他不成功；他百折不回地忠于自己的事业，是好的品质，虽有这样的好品质，他也仍然失败了。要是在今天呢？他这些与人民有利益的科学研究，是会得到鼓励的，会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帮助的。这就是旧时代和新时代不同的地方。这也就是知识分子，专门家为什么必须认清时代的原因。只有认清了时代，认清了服务的对象、自己的责任，才能很好地去工作。
可是俞实夫却认不清这些，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些，这是他碰钉子、跌跤的主观原因。如果他能够早早认识到这点，早早想到一个人的科学研究不能脱离时代的要求和社会条件孤立起来，他就会工作得更切实一些，他的事业的成就和工作就会和群众发生联系。就不会孤立无援地，变成可笑甚至有些荒谬的人物了。
另一个人物赵安涛，在青年时代算是一个有志之士，有着改良政治的愿望，但究竟怎样去改良，他自己是并不清楚的。这个人和俞实夫相反，缺少坚持性。这正是他的缺点，他的确很热情，但缺少深思，不坚强，常是很冲动的，容易失望，也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是个华而不实的人。即使这样的人，在旧社会也是很不容易立足的。第一个吃亏的是有热情，有他的所谓“理想”，也就是想实际做点事情，因此，他“在政治舞台上不得意”。假使他不是那种人，就是他自己所说：“我不能什么事情都说‘是、是’，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主张”的那种人的话，他就不会“东碰西碰，什么地方也呆不长”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是不容易了解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正是要反对没有意见，没有创造性，没有积极性，或者有意见不提的人，认为这种人是不好的。而在旧社会，就鼓励人消极，少说话。但不幸他恰巧生在旧社会里。更不幸的是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和坚定的意志，他是糊里糊涂地在旧社会里瞎闯的，又处在那么一个大动乱的环境里，因此，他越来越看不清道路了，他后来竟觉得：“这年头，钱，是一切力量的根本，没有钱，凭你有好的理想，大的计划，谁理你？我不讲漂亮话，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搞钱。”但他是不是想得很清楚了呢？没有，他自己知道许多人不以他为然，甚至骂他，他自己也有些内疚，因此解嘲说：“也许有人说，发国难财，胡扯，我做的汽车、五金、药品，谁说抢运这些资材的进口不是帮助抗战？”他已经在开始堕落，开始腐化了，如果不是客观的现实碰碎了他的糊涂想法，他的前途，恐怕不堪设想了。
第三个人是秦正谊。他是多才多艺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得意过，要不是朋友的帮助，实在也混不下去了。到了最后，他的人生目的就缩小到仅仅为了吃饭。在社会上混了十来年，学会了看人颜色，讨人欢心。他不敢有什么更多的理想，不敢为了稍为大一点的目的而斗争，他不敢！他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物，十足的弱者。在从前，我们周围充满了这样的人物。
这三个人代表当时千百万知识分子中间的几个类型。但他们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而是比较落后的一部分。他们也有共性，那就是对于时代的无知和盲目，以及由此而来的无能和无力。在这个剧本里，把这几个人物放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背景前面，他们是显得多么渺小啊。
他们有各自的特性：固执地投身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能活动有热情的；多才多艺长于辞令的。不管他们的特性如何，而命运则一。他们的性格不同，恰恰做到了互相补充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无论他有那种好的才能和秉性，如果不能按照时代要求去工作，按照千百万群众的要求去工作，无论他怎样努力，他还是会一事无成的。
夏衍同志对待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是同情的和抱着希望的。这个态度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即令他所描写的对象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是属于落后的一部分。这些人物，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在大后方十分恶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中，生活也是十分不安和彷徨的。他们那时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跟共产党走呢还是跟国民党走？在这个非此即彼的尖锐问题前面，有许多人是苦闷的。他们因了种种原因还看不清道路，或者下不了决心，对于这些人，是需要细致些、耐心些进行说服教育的。比方对于俞实夫就是如此。但是赵安涛，已经发展至发国难财的地步，也就是堕落的地步，作者已经把他在香港大饭店中所过的腐化无聊的生活暴露在观众前面了，但仍然只很温和地批评几句：“钱可以使人堕落”，
“别学日本的冒险”，这似乎太轻微了。高尔基也写过批评知识分子的剧本，他却对他们的落后方面加以猛烈的鞭挞，并不因此就损害了他对他们的热情。我想严格的要求，尖锐的批评，并不会和耐心的教育相矛盾； 相反地，一味温情，当严格的不严格，反而会失去教育效果了。这一点，应当说是一个较大的缺点。此外，钱琴仙的转变太没有基础，按说，这个人是不容易很快转变的，至少她当时还不会。是不是作者又是对她太温情了一点呢？
剧本里所描写的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感觉得恍如隔世了。虽然如此，也还不过是昨天的事，离开今天也不过十多年。如果剧中年纪最大的人物不过四十多岁的话，活到今天，也不过五十多岁。我们能够相信吗，他们全是活着的，他们还生活在我们中间，假使战争的炮火没有把他们打死、穷困没有把他们折磨死的话。
我们生活在新社会里，但在我们中间却活着那么多从旧时代生活过来的人物。这些人经过战争和几个社会改革的大运动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但是否都干干净净变好了，一点也不把旧时代的泥泞随着鞋底带进新时代的门槛里面来呢？也许他们不见得会像俞实夫那样坚决拒绝看报纸，但是，除了只热中于自己那一小圈子以内的事情以外，对于窗子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是有的吧。我们的周围时时刻刻在变化，新的事物天天出现，而对之感觉不多的人是有的吧。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不是俞实夫那种生活态度在新条件下面的新面貌呢？俞实夫那种态度无疑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方面，那么上述的这种态度也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它的特点是总不相信搞专门业务的人必须懂得政治和关心政治。在现在来说，也许大家都能这么说，必须关心政治，但是否人人个个都感觉得真正需要它，象每天需要空气跟水一样呢？是不是真正认识了在旧社会里，资产阶级“教导”我们只要钻专业，不必管“别人的”政治“闲事”，乃是一个圈套、陷阱，是使千千万万人陷入可笑可悲的生活而不自觉的阴险手段呢？是不是真正认识到现在到处在鼓励我们关心政治乃是给我们扩大了眼界，展示给我们以更广远的未来呢？现在也许还有这样的人，将自己偷偷地装进、或者不知不觉地落进一个密封的套子里，看了俞实夫所碰的这些钉子，能不能有所启发呢？
当然，今天生活中已经不存在赵安涛那种政治上无出路以致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但具有赵安涛那种气质：意志不坚定，遇到困难就低头，动摇，退却，有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又会立刻自满起来的人是有的吧？没有明确目的，东碰碰，西闯闯，一事无成的人是有的吧？说得很漂亮，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的人也是有的吧？
像秦正谊这样的人，现在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也还是存在的；应当说还不是少数个别。也许这种精神状态的表现不那么露骨了，已经用一套什么新名词的口头禅装饰起来了，但这是我们生活中庸俗空气的来源。嘻嘻哈哈，言不及义，把一些革命的道理当经念，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也不得罪，
“该”奉承的就奉承……这些现象是以各种程度在各个角落存在的。
今天“法西斯细菌”中人物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灭绝，不过以新的装扮出现罢了，难道我们认不出他们来？难道我们不应当指出他们来？难道我们不能从这出戏中得到许多教育吗？
“法西斯细菌”在艺术上也是有成就的。作者用语言塑造人物的本领，对于时代和地方色彩的渲染技巧，组织故事的经济手法，都是极纯熟的。作者所面临的是重大的历史事变和严重的主题，但他能从容地把它们表现出来。如果不是具有匠心的人是不能完成的。这方面，很值得我们来研究学习。
上演“五四”以来的优秀剧本，无论从认识我们的历史来说或从学习前辈的艺术成就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当然，它们不会像新的剧本那样紧密地结合当前的现实来教育观众，我们也不可能这样要求。它们的作者对于现实或其中某些人物的态度也常处理得不正确或不够正确。作品也很难提供一个英雄人物像我们今天所能写出的那样光辉、可敬、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它所提供的人物，多半是有缺点，甚至有严重缺点的。但从这些有缺点和错误的人身上我们也能够照一照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因而受到一定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