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海伦·斯诺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难以忘怀的海伦·斯诺
萧乾
中国人民的挚友海伦·斯诺去世已将近一年了。三十年代，在沟通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向世界介绍中国新文艺方面，她和埃德加·斯诺曾起过卓越的作用。这对夫妻离开中国后，婚姻关系于１９４９年就破裂了，然而埃德加曾于１９６０、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海伦也于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以及１９７８年分别重访过我国。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持续终身。
我和这对美国夫妇是１９３３年结识的。说来也真巧，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共教过两年书，我刚好从辅仁转入燕大，读的还是新闻系，当然选了斯诺的课，其中一门是特写。我和海伦另外还有一层同学关系，因为我们二人都上了黄子通教授的“美学”（她是旁听生）。二次大战期间，在奔赴西欧战场的途中，我曾同也是一身戎装的从军记者埃德加于巴黎偶然相逢，而且一道盘桓了大半天。１９７９年我重访美国，曾去海伦蛰居的那个东岸小镇探望过她。三十年代，当许多洋人对中国心存蔑视时，海伦和埃德加坚信中国人民有一天必将站起来。
他们不但支持、而且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挥动着标语旗帜，并同抡着大刀的军警搏斗。１９３６年，我曾在小说集《票子》的跋中谈到我陪一对美国夫妇在一二·九的次日去医院探视受伤同学的情景。“一个作新闻记者的美国朋友和他的太太也由于神经受到过重的刺激，一夜未能阖眼。那位太太披散着乱发，她抓住我的胳膊嚷：‘中国人（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怎么对自己的人民那么凶狠！’”那位美国记者是斯诺，他的太太即指海伦。
当时他们夫妇住在海甸军机处八号一所四合院里。我和杨刚（当时名杨缤）几乎天天都泡在那儿。当他们看到１９３１年我在《中国简报》上所写的有关中国新文艺的介绍时，马上就把我（后来加上杨刚）拉进《活的中国》的编译工作中去了。
《活的中国》的编译、出版过程相当曲折。斯诺首先计划出版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选》英译本。为此，鲁迅还写了一篇《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后来收入《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遗》）。海伦对埃德加的工作一直是积极参与的，这从鲁迅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９日的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姚克来并交施乐（即斯诺）君及夫人信，即写付作品翻译及在美国印行权证一纸。”同年８月２２日，鲁迅又在致《草鞋脚》编者伊罗生的复信中说：“我的小说，今年春天已允许施乐君随便翻译，不能答应第二个人了。”斯诺也在《我在中国十三年》一书的“鲁迅印象记”一节中提到，他在上海曾偕同姚克与鲁迅晤面：“那时候，我们计划把一些现代的白话短篇小说翻译成为英文结集出版，对此，鲁迅热情地给予支持。”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的《短篇小说选集》不曾单独出版，却改成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的第一部分，其中收入了鲁迅的七篇小说。第二部分选译了茅盾、丁玲、田军的小说各二篇，柔石、巴金、沈从文、孙席珍、林语堂、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的小说各一篇。在斯诺的建议和坚持下，还收进了杨刚那篇署名“佚名”的《日记拾遗》（中文版易名《肉刑》，发表在１９３５年的《国闻周报》上）和我那篇通过救世军在北平下层社会的宗教活动写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皈依》。
《活的中国》于１９３６年由伦敦乔治·Ｇ·哈拉普公司出版后，曾引起巨大反响。正如我在该书中文版（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４月）的代序《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中所说的：“三十年代上半期，斯诺在中国曾做过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他和他当时的妻子海伦·福斯特花了不少心血把我国新文艺的概况及一些作品介绍给广大世界读者，在国际上为我们修通一道精神桥梁。”
《活的中国》后面有一篇附录，那是海伦用“妮姆·威尔斯”这一笔名所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斯诺在该书的“编者序言”中说，妮姆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权威。此文是在对原著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的，执笔之前又曾同中国几位最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商榷过。我相信这是第一次用英文写成的全面分析的探讨。”这里，“全面”当然是言过其实。但是，首先应该肯定海伦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跟埃德加同样深厚真挚的。她总是勤勤恳恳地工作，是丈夫当时的好帮手。她对中国新文艺运动是关心的，也有一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人都认识到中国新文学的重大价值。她的材料来源庞杂，几乎是“有闻必录”。然而她这篇文章仍然是重要的——甚至说得上是她对中国做出的一项不可磨灭的功绩。最可贵的是她在文中详尽具体地揭露并义正词严地声讨了国民党对左联作家的残酷迫害与血腥镇压。在国民党一面实行白色恐怖，一面对内对外严密封锁消息的当时，仅仅把这些法西斯暴行公诸于世就是大无畏的正义之举。她的出发点是明确的：使世界进步人士了解、注意并重视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文艺运动。
海伦和她丈夫埃德加一道把精力倾注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探讨上，通过沸腾的三十年代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文艺作品，探索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的憎与爱、咒诅与憧憬。正因为埃德加窥见了现实更本质的方面，他才于１９３６年突破黑暗的重围，奔赴陕北革命圣地，才像另一位美国记者——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那样，洞察到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应该说，海伦和埃德加是三十年代在中国、在远东最活跃也是最正直的一对西方新闻记者。尽管海伦对丈夫照拂得无微不至，倘若她仅仅是位“贤内助”，我们也不需要对她本人进行什么了解了。然而她不但是埃德加的得力助手，而且往往还独立地平行地活动着。例如埃德加于１９３６年去陕北后写了《西行漫记》。海伦也不甘落后，转年４月她冒着更大的风险只身去了陕北，并写成《续西行漫记》。这是《西行漫记》的姊妹篇，在国际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那一次我在海伦那古色古香的小木屋里与她叙旧的当儿，话题曾转到她和埃德加分手的事。三十年代我就感到这对伉俪性格迥乎不同。埃德加总是那么温和典雅沉静，而海伦则激烈冲动，热心肠。尽管性格的差异最后导致这对伉俪分道扬镳，然而多年后，埃德加还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说海伦是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他还满怀深情地这样形容她的容貌：“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
与丈夫离异后，海伦在埃德加当年用《西行漫记》的版税买下的一幢小木屋里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它坐落在康涅狄克州的门格尔镇。十八年前的１０月下旬我在汉学家傅汉斯教授（昆曲大师张充和的丈夫）的陪同下去拜访海伦时，她把装在硬纸盒里、尚未能出版的十七部稿件指给我看。回京后，我曾在《海伦·斯诺如是说》等文章里替她呼吁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迄今得以在我国翻译出版的好像只有《我在中国的岁月》和《重返中国》。
海伦和埃德加都为促进中美友谊献出了自己的大半生。三十年代以来他们对中国人民的那份隆情厚谊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