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高考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恢复高考制度20年回顾

　　两次高考
中国建筑工程海南开发公司汪永年
时光荏苒，恢复高考制度距今已整整２０年了。可我对于这件事情却怎么也不会忘记。因为我参加了１９６５年“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和１９７７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时代的误会使我亲身经历了这两次特殊意义的高考。个中滋味非他人所能体会。
１９６５年，１７岁的我在皖西一个古县城里高中毕业，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按说，凭着高中阶段始终名列前茅的学业，凭着高考后的成绩评估，录取名牌大学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出于对祖父是地主、父亲的“历史问题”又无结论的家庭背景的担心，心高气傲的我还是接受了老师的善意劝告：放弃填写久已向往的清华、复旦等名牌大学，降低志愿要求。尽管如此，我仍然未能等到录取通知书。原以为这永远是个谜，可两年后，谜底却戏剧性地被揭开。
“文革”开始后，我的那些因根正苗红而有幸成为“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的同学们在省城里参加了红卫兵。１９６７年秋，红卫兵们砸开了安徽农学院的档案室，从中发现了高考档案，将其公之于众。他们来信告诉我：当年我的六门高考成绩总分为５０８分，超过了清华的分数要求，而我的考生登记表上政审意见栏内签署着家乡招生委员会的意见：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当时，蒙在鼓中的我还在做着大学梦。我仍在准备参加下一年的高考，期盼着第二年政策的尺度能稍稍放宽。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盼竟盼了１２年！
“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上山下乡浪潮也同样席卷了我。每一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我还是禁不住蠢蠢欲动，不止一次地为争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被推荐而四处奔走。
１９７７年秋天，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对已年近而立的我无异于一声春雷。也许是太多的失败仍使我心有余悸。满怀信心的激动之中，夹杂着更多的是疑虑。我最担心的是：这次真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参加过１２年前高考的人有资格吗？出于这种种顾虑，我隐瞒了自己的“历史”：在报名表上填写成６６届高中生。面对仅有的三个志愿，我久久不敢下笔。思虑再三，我填上了：一、合肥工业大学。二、安徽师范大学。为给自己一个苦涩的安慰，我还悄悄写上了：三、清华大学。
令人想不到的是：原想避人耳目悄悄考取的我还是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阅卷刚一结束，“汪永年１２年后又夺地区总分第一名”的消息就从地区传到了县城。我真希望这是个谣言，可它却是真的。１２年后的等待还是充满了焦急和不安。可不同的是，这次等来的是按第一志愿录取的好消息。
相隔１２年之久的两次高考经历，似乎富于戏剧色彩，然而它却是那样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２０年过去了。每年的高考消息仍一次次在我的心中泛起涟漪。但愿像我这样的经历永远不会再发生，它使我们的国家、人民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